实际工资的停滞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了增长。从此前90年的记录来看，这是一场深刻的变化。尽管制造业的生产率在不断地提高（从1978年至2007年，年递增率为3.26%），然而实际支付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多大变化，有时甚至还有所下降（从1978年至2007年，每年下降的速度大约是0.37%）。基于一些数据，我们可用图1对这两种趋势进行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资本家从每个工人那里不断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出，但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却并未相应增加。换言之，工人并没有分享到由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成果，生产率的提高给资本家带来了比以前增加更快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此间的剥削率（即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比率）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并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者和产品占有者之间的社会分化的鸿沟也在不断加深。最为重要的是，实际工资上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应该客观分析而不能过于夸大这种状况对美国的影响，但是，这种曾经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来增进消费并借以表白、歌颂、维护自己的资本主义，现在再也不能那么做了。最为值得指出的是，公共舆论对于这种已经变化的意义和可能的影响，还未给予必要的关注；工人亲身经历了这种变化，但还只是把它作为个人问题而非广泛的社会问题去对待。
    20世纪70年代以来，剩余价值生产的激增态势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工人实际工资的萎缩，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资本家的腰包。由于大部分的美国资本主义企业是公司制企业，结果造成公司的财富、权力和影响统治着整个社会。公司董事会的头头们将大部分剩余价值装入自己的口袋（以剧增的高层管理薪酬、股票期权和奖金等形式），将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下级管理人员（以报酬和管理经费的形式）、银行（以利息及手续费的形式）、经销商（以批发和零售差价折扣的形式）、股东（以股息的形式）、土地和技术所有者（以租金、转让金的形式）等。正如我们下面所要揭示的，这些受益群体弹冠相庆、皆大欢喜，而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却步履维艰、每况愈下。
    为什么实际工资会停止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资本家不得不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获得了比以前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分割剩余价值的新要求也层出不穷。一些公司的经理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用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与国外企业竞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特殊时期，美国资本家没有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但这一时期很快就结束了。⑤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得以重建，并且对于美国人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虎视眈眈。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也要求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份额，因为要维持美国在战后的统治地位，实施旨在安抚日渐动荡的部分穷人的一揽子社会工程，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工会继续使用他们的合法权力，为工人争取分配到更多的剩余价值，用以提高工人的工资、医疗待遇和养老金等。资本主义企业率先制定了相应的策略，用来处理剩余价值的分配与各方的要求相脱节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结束，美国新当选的总统（里根）认为工会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该集团一定程度上会威胁到这个国家和所有的美国人。通过政府立法、掌控公众舆论、降低公司税和针对富人的个税、放松国家的经济管制等举措，总统发起了对工会的攻击。里根的新政策与新古典主义的战略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这就是避免社会权力过度集中，并借此消除有碍市场机制平稳运行的因素。但是，随着国家税收的减少，政府在促进就业等方面日益无能为力，并且越来越依靠于政府债券和证券的购买者（主要是公司和富人）；工会丧失了国家一度赋予它的法律和道德支持。工会同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日趋削弱，实际上也降低了为工人赢得增加工资和改善福利待遇的几率。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企业税的降低和市场管制的放松等因素的结合，为资本家解决剩余价值问题上的紧迫压力提供了“方案”。新古典主义理论将这些政策视为灵丹妙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里根的政策使资本家能够做到以下两点：(1)在无需增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提高生产率；(2)支付较低的公司税就确保得到国家提供的服务。这实际上意味着，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多，得到的免税优惠就越多（通过降低公司税负）。这些剩余价值又转而用于满足扩大资本积累、研发预算以及美国境外生产设施换代升级（那里的工资和其他成本远低于美国境内）的需要。大量妇女源源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既是妇女长期斗争的结果，她们希望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也是出于贴补家用的需要。这样就更加大了实际工资下降的压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风行全美的办公自动化，实际上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也进一步损害了工人的实际工资。此外，大规模的移民涌向美国，寻求工作机会和他们的“美国梦”。这又助长了大量雇主非法用工现象，并因此破坏了实际工资增加的可能。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美国资本家在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是，这种受到资本家青睐的方案，却给美国工人和政府带来了新的问题。资本家为自己的收益欢欣鼓舞，工人和政府为自己的损失闷闷不乐。所有这一切最终交汇到一起，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
    工人对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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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         [/align]                             bsp; 实际工资的停止增长使工人家庭面临深刻的危机。难道让他们由于实际工资停止增长而放弃消费的增长吗？由于增长消费的观念和消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异口同声的“不”。对于美国人而言，消费的增长是实现个人梦想和社会成功的标志，是对教育的回报，也是父母要兑现的对孩子的承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现象（由于工会和社会运动受到严重削弱，缺少有组织的社会反应），工人和他们的家人的反应是个体的、分散的。
    首先，他们应对实际小时工资停滞的做法，就是派出更多的家庭成员，去做更长时间的工作。丈夫除了花费更长的时间去做好第一份工作以外，还要兼做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青少年在课余也要参加工作；已经退休的也要争取返聘做些兼职或全职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数百万家庭主妇也进入劳动力市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但劳动力供应的增加进一步削弱了实际工资增长的可能性，同时也造成了家庭劳动力的外流。
    用更多的家庭成员去挣更多的工资，这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代价。越来越多的妇女同时要做两份全职工作，一份是家庭之内的，一份是家庭之外的。从事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仍然是妇女的基本义务，即便她们还要外出做全职工作。妇女所面对的这种双重压力，改变和扭曲了家庭关系。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就是家庭关系异化（药物成瘾和家庭暴力）的标记。妇女的劳动成本也在增加（主要表现在儿童保育、工作服装、交通费、饮食费、清洁费、药费和咨询服务费等方面），并使妇女劳动的净收益大大缩水，从而也抑制了消费增长的势头。因此，为了消费增长这一目的而产生的另一个资金方面的问题，又摆到工人面前。
    这个问题就是家庭债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75年统计的家庭债务总额为7340亿美元。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28170亿美元。这30年间家庭债务的激增，多半源于抵押贷款（而工人们能拿什么作抵押呢？如果有的话，也就是住宅）。大部分的工人基本没有什么储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所承担的债务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合理的承受预期。无论是美国本土出生的人还是外来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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