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的全球观念、全局观念”构成了可持续的三大理念。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合伦理性、合中国性，它主要回答在中国“如何发展”，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操作方法”是什么？因为科学发展观作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总是要体现为一定的合实际性、合理性的实践要求．“八个统筹”就是“统筹兼顾”的集中体现，是全面性思维和“两点论”辩证方法的基本要求，既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也反映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性要求，更反映了我国合实际性的实践要求。“八个统筹”涵盖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央与地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三对利益关系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各环节的关系，是中国达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战略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认知理性”，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有机系统结构，体现了基础性、科学性、价值性、合实际性的高度统一，深刻地彰显了它“三大追求”的精神实质：一是在理论层面，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个人身心关系上的和谐，建设“三大文明”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主客交互文明、人与人关系上的客体文明、个人身心关系上的主体文明；二是在政治层面，追求党的根本宗旨的完整体现；三是在实践层面，追求经济社会和人的“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性效果。它作为真善美的集合体，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党的发展观上具有划时代性、开创性、里程碑式的意义，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的理论标志，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而也真正与时俱进地开创了我们党从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转型和实践转型，意义非凡。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具有如此深邃的内涵与高远的实质，根本在于它具有丰富的哲学精神的底蕴。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新形态，蕴含着生产力决定论、历史主体论、人的全面发展论、社会结构系统论、规范性维度论、历史合力论、发展哲学论、建设哲学论等哲学理念，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从哲学精神的高度来审视科学发展观，不仅涵摄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而且提升发展到全面发展标准、终极价值标准、科学规律标准和操作路径标准，形成了综合性、全面性、深刻性、权威性的科学发展观标准系统，使真理观、发展观、价值观达到了高度统一，也使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实际性达到高度统一，更体现了科学发展之真善美的统一。从而实现了从思想路线的根本转变到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再到科学发展标准系统的根本转变，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和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党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革命性、开创性、划时代性的里程碑意义。

“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生产力标准、全面发展标准，它主要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全面发展标准涵摄并发展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具有根本的普遍性、现实性，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从而赋予全党全民新时期解放思想锐利的理论武器。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作为实践标准的实践本身又有一个对错好坏成败得失的价值检验标准问题，即是说实践标准只解决了认识的真伪问题，还没有解决实践的善恶问题。因为从本质上说实践是“交往实践”，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社会性，它对真理的检验既体现为对历史认识是否与对象相符合的判断，又体现为一种历史认识是否能够被社会所接纳的判断，在此，被检验者的实践比检验者的实践所起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然而过去诸多“非理论实践”、“非科学实践”乃至“经验主义实践”、“操作主义实践”、“实用功利主义实践”等，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危害是沉重的。在诸多检验实践标准中，从唯物史观高度来审视，生产力标准当属根本的和最终的标准，列宁视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党的十三大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一切”的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社会进步与倒退，衡量改革开放成败与得失的根本价值标准。强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显然，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深化和发展，体现了唯物史观理论基石——“生产力决定论”，达到了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

“第一要义是发展”。体现的发展标准则是以生产力标准为基础的全面性标准，是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和人在内的全面发展，旨在实现“三大发展”的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显然，这是对“GDP中心论”、“唯经济中心论”、“单一经济生产力论”等的有力纠正。

“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最高价值标准、人文标准，它主要回答“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归于谁”、“发展终级目标又是谁”。四大价值问题，涵摄并发展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人民利益标准”。针对姓“资”姓“社”争论和“盲目恐资症”思维方式，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在生产力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言而喻，“三个有利于”标准基石和根本仍是生产力标准，它是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丰富、发展和深化，又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它具体规范了实践标准的主要内容，着重从“三个有利于”方面来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它对生产力标准注入新的更大的思想容量，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政治标准统一，把生产力标准与国力标准统一，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它使生产力标准有了“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价值观”。由是观之，“三个有利于”根本标准确立，使党实现了从思想路线的根本转变到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是“南方谈话”赋予全党全民的又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最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哲学基础，因而也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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