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市民社会是最早发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的阶段，黑格尔所指称的市民社会的兴起形成了经济的公共领域，并催生了资产阶级的公共契约、公共理性等公共精神。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对公共领域界定和划分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事实是，政治公共领域、经济公共领域（主要是市民社会）、社会公共领域（如公民社会）、文化公共领域（如文学批判的公共领域）等相互交织或相互重叠，共同构成现代人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与其说公共性是一种实体结构，倒更不如说它是一种观念，是历史车轮行进到现代性上的一种普遍弥漫于人类意识的理性和情感的诉求，正如有的学者所称：“西方和东方的哲人对这个时代只要能称之为具有现代性的事物，都同时又被打上了公共性的烙印。”共性正是现代人在传统与现代断裂之中寻求人类合理化生活的共同表达，不管传统、现代还是后现代理论在各类问题上的种种分歧和争论，但公共性却是隐含在所有理论中的一个不变的基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现代社会中公共性成为各类学科共同话语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性问题凸现的现代性政治因素

郭湛说：“环顾今日世界，人们发现，在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中，一个公共性的时代已经到来。”这话的意思仅仅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层面上“公共性”作为一个鲜明的问题意识开始凸现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公共性本身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危机，一方面导致人们对由普遍主义启蒙思想和现代性市场文化价值主导下的个人责任和个人理性存在的困惑和迷茫，同时也由于公域对私域生活的权威性和整合功能日益衰弱使民族国家和社群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动摇。在当前被称之为公共性的东西，其实都能在现代性上找到根源。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来看，现代公共性的问题凸现的正是政治的现代性问题。

1．现代政治在公共性上的紧张关系。

人们遭遇到政治公共性所带来的尴尬时刻，也许可以从近代以来的政治话语开始。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似乎更多地强调政治制度的设计，而对人的德性和政治的伦理不再寄予太大希望。从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的构想以来，近代的思想家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运用权力和制度来维持人的生存与发展，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是如何才能维持人的生存，对死亡、贫困、战争、饥荒等社会生存问题的畏惧，对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与统治构成现代政治关注的主要问题。与古典政治关注政治的德性，关注公民的伦理生活以及如何才能获得良善生活的出发点不同，近代政治的主题转换成为如何运用政治统治的技术来维护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用阿伦特的话说，现代政治成为了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作为公共性体现的政治倒转为谋求私人利益的经济活动的手段与媒介。现代政治公共性价值的倒转，使人们一直把政府的力量视为一种“恶”，强调如何制定政治制度与框架来限制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从而保证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以权力制约权力，或以某种社会力量制约权力，使政府和国家的权力限制到最小的范围，以保证人民的最大自由与自我选择的权利。这种政治观念与古代观念相距甚远。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共同体不只是“因为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而结成的联合，也不止是或者为了阻止相互的不公正或者为了方便交易而结成的联合。”政治共同体的目标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适，即“城邦的最终目标是良善生活，社会生活的制度只是这一目标的工具。”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根本不关注如何促进某种特定的良善生活观念，而是强调宽容公正的程序以及尊重个人权利——尊重人们选择他们自己价值的自由。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善就能得到社会总体的善，因此政府不应干涉人民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而只要以规范的社会制度来维持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公正与正义程序。可见，在现代政治话语中，权利与规范成为主旨与核心话题，而德性与伦理因带有价值偏好却成为放逐的对象。

现代政治理论强调权利与规范，甚至把政治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认为政府行政人员应保持价值中立，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不能带有个人的政治价值偏向，必须严格地按照行政程序来执行自己的行政任务和履行行政职责。以技术和理性作为行政科学的规范手段，虽然大大地促进了政府这台庞大官僚机构的工作效能，但人们发现，政府的公共性价值并没有因此而提升，公共权力的腐化，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所遮蔽，公共事务在暗箱中的操作等等诸如此类，却在不断地提示，政治内含的公共性价值在技术与理性两头怪兽的操纵下日益被消蚀，并衍生出现代人对“政治”的冷漠与厌恶。

上个世纪之初，韦伯就看到了现代政治所带来的公共性问题，其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政治职责与绝对信仰之间的紧张。韦伯认为，在一个日益功利化的政治世界里，坚持绝对伦理原则的宗教只能是“反政治的”，它只能表现为一种不负责的伦理，因为它主张“基督徒行正义，上帝管结果”，而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却必须权衡“个人行为可预见的后果”。然而“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都是同恶魔的势力订了契约”，除非给政治赋予一种“意义”，否则它不可能作为宗教世界观替代品给人以“慰藉”。

公共性的消蚀和政治意义的失落，正是现代政治的问题所在。以权利和规范、技术和理性为依归的现代政治，不仅没有发展出政治应有的公共性，反而将其内含的公共性主旨丧失殆尽，这种在公共性上的政治张力，使现代人不禁回首过去与传统，重提这个古老的问题：一种理想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

2．现代社会生活在公私领域内的紧张关系。

公私是一对相伴相随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背私”则谓“公”，“大公”则无“私”，公与私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因此早在古代的社会生活里，公与私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城邦生活中就有公与私之间的界分，尽管这种界分还不是有意识的观念形态上的划分，但它确实存在于历史之中。阿伦特认为，“自然组织的中心是家与家庭。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政治生活。这样每一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东西与公有的东西有了一个明确的区分。……这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或理论，而且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在古希腊人看来，家庭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城邦是公共生活的领域，公共领域只对公民开放，也就是说，只有公民才享有进入公共领域的权利。公民的主要职责就是参与公共事务，亚里士多德认为“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求。”私人生活受必然性的支配，自由只存在于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就是私人领域的活动为公民从事公共活动创造了物质前提和条件，古希腊城邦明确规定只有相当财产的自由民才能成为公民，也就是说，无须为生计操劳奔波之后的雅典公民才有闲暇和时间从容进行公共活动。汉娜·阿伦特的解释是：“城邦之所以没有侵害公民的私人生活，并且还把围绕着每一份财产而确立起来的界限视为神圣的，这并不是由于它尊重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私人财产，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假如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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