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关键词]李季；中国共产党；创建；翻译

    [摘要]从五四运动起到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李季将主要精力投注于海外社会主义思潮的译介活动，为弥补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理论准备不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以李季《我的生平》为经，纬之以晚近公开的史料，考述李季那段非比寻常的经历。

    李季（1892－1967），字懋猷，湖南平江人，1918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科，在五四运动大潮的助推下，他的思想迅速左转，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名成员之一。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李季忙于办理出国留学事务，1922年辗转进法兰克福大学，1924年转入苏联东方大学。归国后，李季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社会学教授。翌年，移居上海，笔耕为业。1929年，李季加入了托派，次年退出，著意翻译与教学工作。解放后，曾于1950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同刘仁静一起发表声明，表示对既往参加托派活动与脱党行为的忏悔之情。

    此后，作为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李季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纵览李季起伏跌宕的一生，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作为堪称人生的巅峰经历。在创党时期，李季主要是埋头翻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以自己一技之长为创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翻译出版的《社会主义史》，蔡元培特为作序，被“上海各学校并选为国文读本”[1]，此书还是1920年使毛泽东得到关于阶级斗争启蒙的三本书之一。此译著与另外一本合译的《到自由之路》，在1921年初法租界查抄书刊中，分别列名第一、第二，其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对于自己在创党时期的活动，李季1932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生平》有相应的篇章，不过有意隐去一些人物的真姓名，同时因记忆的规律遗忘了些许历史细节。1994年，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出版，内收有李季在1920－1922年写给胡适等人的书信，其中涉及写信者在当时从事翻译的信息，与《我的生平》参看，可以拼凑出李季当年从事翻译更为详尽的过程。

    一、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着手翻译《社会主义史》李季求学北大，受到辜鸿铭的器重，英语大进。毕业后，一度返乡，而后折回北京求职，终于在北大补习班谋得教职。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2]李季深受影响，努力从“小我”中挣脱出来，转而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确定我的趋向”[3]。

    李季开始钻研社会学，由于当时国内的书刊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于是直接阅读英文原著，“看了三四个月新思想的书”[4]。这阶段，李季一度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日后他如此自我剖白：“我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托氏的学说呢？因为从儒教克己之说到他的‘无抵抗主义’，相隔不过一步，我一前进，即达到他的领域中了。”接着，李季遭遇了社会主义思潮：“不过旋因研究社会主义史，对于一般社会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家的学说得到一个比较，知道他这种主义缺点甚多；同时自己从经验上也觉得一经相信他的说法，对于现状固然发生一种不满意的心理，但总只有消极的态度，而无积极的行动。

    这样殊不能满足我的进取的欲望，于是离开这个领域，而开始向着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坦途前进。”[5]为了“从历史下手”，弄清楚风行国际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来龙去脉，李季开始着手翻译克卡朴（Thomas%Kirkup）的《社会主义史》。老同学、新同事对于新近毕业生贸然翻译表示怀疑，李季以“生活就是作工，作工就是奋斗”之语自励，坚持下去。两个星期后，“各种困难，逐渐消灭，初稿已可应用，不必再易稿纸。”这期间李季另有教学管理工作，翻译只是一种“附属工作”，“然三个月之内，这部二十二万字的译品便告成功。”[6]实际上，初事翻译，李季也并非绝然的单打独斗。

    因政见不同，李季不敢请教辜鸿铭，所敢烦劳的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教授胡适，以及留校任教的张申府。在《社会主义史》译者序中，李季特别交待译书过程中“蒙蔡孑民先生代译好些德法文书报名，胡适之先生指示疑难之处，张申府先生改正各专名词的译音”[7]，以申谢意。

    二、合译《到自由之路》的缘起与经过《社会主义史》翻译初成，大增李季对译笔的自信。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促使李季对人生作出重新设计。

    李季原在北大担任预科一年级英文作文和文化教员，由于口语不够标准流利，招致学生的反对，被迫辞职。

    本科学历难以驾驭大学预科生的挫跌，让李季耿耿于怀，他决意留学深造。不久，李季脱离高等补习学校，但是原期望的官费出国机会泡了汤。正倍感生存的困顿时，中兴煤矿公司托北大某教授代聘一名英文秘书，这正应了李季既要赚钱预备留洋、且兼有闲暇译书的需求。

    赴鲁之前，李季的第一本译稿已有了着落。经过两轮修改，送蔡元培审阅，蔡先生为作序文一篇，刊载于1920年8月21日《晨报》（第二张）。而远在上海的陈独秀也获知了李季的这本译稿，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李季禀告：“后因仲甫先生来信索稿，遂即邮寄上海。”[8]以常理推之，陈独秀索稿当在蔡元培作序之前，其信息来源很可能得自张申府。张申府襄助李季翻译《社会主义史》，又与“南陈北李”皆有联系，曾通过书信与陈独秀讨论建党事宜。如果说此事尚难定论的话，那么，李季二度着手翻译海外社会主义论著要拜赐于张申府当无疑义，是张申府为李季提供了新的翻译底本———罗素的《到自由之路》。李季8月27日离开北京，前往山东峄县枣庄。“临行时，承申甫兄送交Russell’s%Pro-posed%Roads%to%Freedom一部，嘱译成中文。”浏览之下，李季“知此书很有价值，拟于暇时着手翻译。”李季所以选定此书作为自己的第二本译著，主要是看中此书后半部“记一九一四年后各国社会党派的行动，较前半部为佳。克卡朴的社史至一九一三年为止，此书记一九一四年以后的事，可与克氏书相衔接”[9]。易言之，李季有意通过这两本译著，为当时的国人合成一部社会主义通史。

    然而，独立翻译的如意算盘很快为紧迫的出版档期所拨乱。“罗素的‘到自由之路’，因申甫兄想急于出版，遂由沈雁冰、黄兼生及生三人分译。”[10]罗素之书的出版时间所以迫如星火，为的是赶上罗素来华的热潮。

    罗素是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上海的，此前罗素来华的消息已见诸报端。世界名人而又倾向社会主义，传译罗素的著作自然就成为左转的青年社之首选。事实上，在1920年下半年推出的那套“新青年丛书”，除了罗素的《到自由之路》（新青年丛书第五种），还有罗素的《哲学问题》（新青年丛书第三种），后者由北大高材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译出。黄凌霜，也就是李季所说的“黄兼生”，“兼生”是其笔名。在1920年10月3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李季继续笔谈：“生所担任之部分，约占全书二分之一，现已译就寄交申甫兄了。”[11]时距上信不过一月出头，罗素此书约210页，李季一月之内译成100多页，足显译笔渐臻成熟，也可见当时工作确实清闲。

    三、在创党时期后阶段译事活动更趋繁密在完成《到自由之路》的翻译工作后，李季转而翻译Idarley的Syndicalism（《工团主义》）。但这种清闲有为、公私兼顾的工作生活未能持续多久，李季终因所谓的“秘书”、“书记”的名份之争，愤而离职，前往上海，旋即跟随陈独秀到广东发展。

    李季起初对在山东工作并无不满，反倒“觉得十分安适”。后因矿方支付酬金时仅给其“书记”（意即文书抄写员）的名目，李季交涉3月不成，义不受辱；又因为不满“我的四周都是一些趋炎附势，欺压工人的资本家的走狗”，“而读书译书又陷在独学无友，孤陋寡闻的状况中，至于为储款出洋计，到处都可就事，正不必死守山中，于是决定离开此处。”[12]李季去鲁抵沪，不久即随陈独秀南下广东。陈独秀网罗如此英才，曾先后聘以第一中学校长、广东省视学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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