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之下的社会长治久安 (儒 )。差别之大 ,状如天渊。其次 ,从要素上来分析 ,两者所处理的主题相差极大。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契约、正义构成正义论的分析主题 ;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教育 ,构成正义论的社会要素 ;机会的均等与分配的公平 ,构成正义论的理论双翼。而天人、人性、内外、德刑 ,构成均平观的分析主题 ,伦理、政治的相互激荡 ,构成均平观的社会条件。均贫富等贵贱 ,构成均平观的两个理论支柱。同时 ,在理论的推演上讲 ,正义论对不平等的承认及其限制的言述思路 ,显然与均平观的抹掉不平等而祈求平等的论述倾向 ,有巨大的差异。 这样 ,伦理政治均平观作为中国古典政治的理论论说 ,与正义理论公平观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的学理阐释 ,便产生了根本性差异。早期儒家以一个良心的假设 ,连番导出人心—仁政的社会状态 ,导出均平的社会理想 ,最后落到“天下皆悦”与“仁人无敌”状态下的“必也圣乎”目标上。罗尔斯则从“原初状况”的预设出发 ,基于天赋自由平等观念 ,依据社会契约理论 ,推论人之选择正义是由于人的理性而非冥冥中的盲动 ,从而自由—契约—权力与权利的关联环扣起来了 ,人之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获得不可剥夺的社会机会与利益份额 ,就在理所当然之义。可以说 ,罗尔斯与早期儒家通过这种安排 ,所期望达到的安定的目标 ,虽然在主观愿望上是相似的 ,但早期儒家由于以一种伦理承诺的方式来保障社会安于和谐和稳定 ,它缺少起码的公共安排 ,缺少起码的制度限制、权力分割与制衡 ,因而 ,是无法达到他们期望的目标的。以中国历史显现的“一治一乱”的运行机制来做一经验衡量 ,这一点自然明了。毕竟在公共生活中 ,个人的伦理承诺 ,远不如公共的制度安排来得可靠、行得有效。罗尔斯则以严格的宪政要求 ,精密的制度布局 ,权力与权利的互动 ,尤其是为权利的坚定辩护 ,使国家与社会、官吏与大众、道义与利益等等关系相互钩连 ,从而 ,对社会稳定做了最有保障的理论铺陈。这就如《正义论》中指出的 ,“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一个被设计来发展它的成员们的善并由一个公开的正义观念有效地调节着的社会。因而 ,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其中每一个人都接受并了解其他人也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 ,同时 ,基本的社会制度满足着并且也被看作是满足着这些正义原则。在这个社会里 ,作为公平的正义被塑造得和这个社会的观念一致。”而且 ,在这个社会里 ,它“就可能稳定” ,“更能制服破坏性倾向”、“能够战胜非正义倾向”。 而这正是早期儒家所期望却又无法保证兑现的社会运行目标。当然 ,客观地讲 ,早期儒家的理论视域中 ,由于未能给公共道德与制度安排的位置 ,在其陈述的理论范围内来讲 ,并不是什么缺陷。这种缺陷 ,只能显示于理论发挥社会功能的实际运行过程之中 ,显示于在近似主题的现代政治—道德哲学的全部陈述框架的照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