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国家结构问题处理完毕 ,一个问题便浮现而出。即谁能够有能力来担当善并统治这个完善的“第一等好的”国家。柏拉图指出 ,“一个建立在自然原则上的国家 ,其所以整个说来是有智慧的 ,乃是由于它的最少的一类人和它自己的最小的一部分 ,乃是由于领导和统治它的那一部分人所具有的知识。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 ,而照自然的规定 ,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 ,乃是最少数的人。” 这种统治者的统治智慧 ,依赖于他掌握的两种重要资源 :一是善的哲学理念 ,二是政治权力。柏拉图强调 ,“除非哲学家变成了我们国家中的国王 ,或者我们叫做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 ,使得哲学和政治这两件事情能够结合起来 ,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 ,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人排斥出去 ,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 ,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除非这件事情能够实现 ,否则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国家理论就永远不能够在可能范围内付诸实行 ,得以看见天日。我踌躇了很久而不敢说出来的 ,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出来 ,人们会说我又是在发怪论了。因为人们不容易看出 ,除掉这样做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国家和个人得到幸福。” 柏拉图的这段议论 ,透露出了三个意思 ,一是统治国家者的依据是双重的。既依据于哲学 ,即道德—政治哲学 ,中心是“美德即知识”的原则 ;同时又依据于政治 ,因为美德化知识必须贯通到实际政治之中。这样哲学 (美德 )与政治便被打通了。二是得以整合哲学与政治为一的人 ,乃是统治国家的当然人选。这人即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唯独只有哲学王 ,才能描绘理想国的蓝图并实现之。在柏拉图看来 ,哲学王既能够以理想国家的理念为模型 ,又能塑造实际的现实的国家 ,引导国家之舟平安航行。哲学王 ,具备最高的知识 ,把握绝对的善 ,洞悉万物的本原 ,克己奉公、不为利动、适时进退。哲学王具有柏拉图所要求的人的所有美德 ,因而也最具有统治国家的“资格”。三是对人类福祉 ,或道德上幸福与快乐所寄托条件的陈述。哲学王的统治 ,以他对哲学与政治的成功打通 ,成为这种快乐与幸福唯一无二的依托条件。


  以此通观整个“理想国”的思路 ,其思想特征 ,诚如西方研究柏拉图思想的权威学者 ,英国人Ａ·Ｅ·泰勒指出的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 ,“在道德和政治之间 ,除方便的区分外 ,没有区别。……政治建立在伦理学上 ,而不是伦理学建立在政治上。《理想国》中提出的并最后在其结尾中回答的基本问题 ,是严格的伦理问题。”


  从对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哲学的简单勾勒上看去 ,它与早期儒学有着理论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体现于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 ,伦理道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优先性与支配性。“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也”与“美德即知识”作为“第一等好的国家”的首要原则 ,二者具有内在的、实质的一致性。第二 ,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原则同一性 ,是观察、处理社会生活问题 ,构思国家架构、设想政治运作的基本准则。在这方面 ,早期儒学强调的王霸之间差别、内圣外王关联、人性善良趋向、德性主导治理等统治原则 ,以及社会治理上的劳心劳力、无恒产有恒心、老幼相及相关、激发善心的教育 ,与柏拉图强调的普遍的公道、财产的公有、专业的分工与合作、教育的作用等方面 ,有相当的一致性。第三 ,在伦理王国和理想国有众望所归的统治者品性要求上面 ,二者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早期儒学的思想代表们要求这样的统治者 ,即一个统治者必须是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的合一体 ,而且以“仁人无敌于天下”描述了这样的统治者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柏拉图则把类似的统治者称为哲学王。哲学王既能完全把握善的哲学理念 ,同时又有精于实际的政治实践或操作 ,而且 ,他的出台 ,也是大众幸福与快乐的保障条件。第四 ,在理论内容相似性之外的观念推导的外观形式上 ,早期儒学与柏拉图都遵循一个三步推断的循环论证方法。首先设定伦理道德的决定性地位与作用 ,然后在伦理—政治的生活中确认这种设定 ,最后请出一个能代表这一伦理道德理念、又能将之用于政治统治的超人来收拾局面。


  早期儒学的伦理—政治哲学致思 ,与柏拉图的道德—政治哲学思想 ,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相似性 ,是因为中西“元典”思想所处的背景类同性、问题相似性、思路切近性所决定的。背景类同性 ,即二者陈述类似思想时 ,都处于思想史的发端期 ,揭破人类历史的构成秘密 ,进入轴心期的鲜活时代 ,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思考的焦点聚集于伦理 (道德 )—政治的双维度上面。这一聚集 ,与人类生活不外于物质与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有关。在物质生活方面 ,财富的占有或分配 ,需要一套政治制度的筹划 ;在精神生活方面 ,人们祈求超越现世生活 ,进入较高的生活境界。二者的思虑 ,可以说触及事实上存在的权力的复杂要求、利益的复杂分配 ,但两人不约而同对之加以抹杀 ,而将之纳入一个简单的基于伦理要求、道德愿望的“框架”之中。早期儒学的“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的因果模式建构 ,与柏拉图认识美德而王的致思理路 ,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种致思的结果 ,一方面 ,把问题简化到难以理解的地步 ,尤其是“把政治简化得不成其为政治了” 。另一方面 ,又表现了学者智者的致思所具有的空想性 ,它只能是一种乌托邦观念。正如萨拜因论柏拉图所说 ,“《理想国》永远是学者的愿望 ,智者表达信念的声明” ,而伦理道德与政治一类问题 ,却非愿望与信念所可以化解。但是 ,二者的致思又是有效的。有效在 ,在他们设定的前提下面 ,伦理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联性 ,解决的可能性 ,都得到人类生活的隐秘 ,不可不谓其有大智大慧。问题相似性 ,即二者在将伦理 (道德 )与政治作勾连思考时 ,他们首先必须面对人的私心与私欲问题 ,然后想法去掉这种障碍 ,去达到合情合理的理想政治状态。早期儒学家从孔孟开始 ,均确认人 ,尤其是统治精英 (如士阶层 )都是外于利欲要求的 ,都是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 ,最后都能为“博施济众、老安少怀”、“天下皆悦”尽力。而柏拉图则要求统治精英基本无己、禁欲做人 ,以建立理想国为己任 ,最后走向人类普遍的幸福与快乐的福地。思路切近性 ,即二者在考虑人类复杂的伦理(道德 )问题与政治问题时 ,都简单并有效地抹去了问题的差异性、微妙性、复杂性。简单在 ,他们都把伦理 (道德)与政治看成同一样东西 ,都在政治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城邦实践与诸侯混战的政治运作 ,使柏拉图与早期儒家看到了利益分配、权力限制、法律制约的局限。因而假设一种依赖于个人伦理道德的天才式政治能人来统治国家 ,就是“合理的”思路。而且 ,在其设定的思路中 ,一切推导都是顺畅的 :一个富有伦理道德感召力、并具有极强的政治实践才能的人出来控驭社会政治生活 ,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当然”可以顺当地理顺了。


  当然 ,以中西发展的近现代巨大差异也可以推知 ,发展的相异性必然隐含于起源的差别性之中。早期儒学与柏拉图思想尽管有着思想旨趣上的相似性 ,但致思理路上的重大区别 ,同样令人瞩目。这一区别 ,鲜明地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 ,是思想的致思方式与解决问题的大致趋向 ,是不同的。早期儒学家以伦理善作为起点和归宿 ,柏拉图以道德作为思考的轴心。二者在思想发生的最初依托上 ,便有了差别。伦理问题 ,主要是人际关系问题 ;道德问题 ,主要是价值关怀问题。前者对现存秩序的伦理关系即人际关系深表关切 ;后者对超越现存秩序的理念善即最高价值 ,深为注重。这注定了早期儒家理想主义的现实性品格 ,也注定了柏拉图理想主义的纯粹性特征。从善的假设具有的这种差异性往下推论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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