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工人化（知识化），但教育又是一项长期的投资，需要几代人的艰巨努力，这就需要继续在农村保留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者。因此，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和解决城乡整体就业的困难，必须对中国的农业实行高度的国家保护和产业扶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粮食自给31 。

  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将会增强内需动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并促使工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工业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石油短缺和土地资源持续下降的现实32 ；在决定我国经济自强基础的战略产业上，必须坚决地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对石化、航空等战略产业实行内部整合，同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战略产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坚强的国家意志推动我国战略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国家利益，必要时不能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22 。

  经济自强将粉碎美国从内部控制中国的企图，但经济自强受制于我国在地缘政治和与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美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向它主宰的国际秩序挑战是无庸质疑的，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在必要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如策动台湾独立）对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和内地的核战略基地实施军事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当美国在NM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因此，我国应加紧研制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统，提高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确保我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对美国在远东军事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海空军力量，确保我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逐入侵者，以保护我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及海底资源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因此，在并行不悖地振兴我国民族工业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当前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是空前巨大的，这不仅有来自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更有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侵蚀。一个处于严峻生存危机下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勇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注定要被征服的。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追求国家利益，但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它的基本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国家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至上，强调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国家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无视现实中国家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实质，轻率和武断地推行国家意志，因此往往可能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和对国家长期利益的损害34 。尤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度里，国家主义通常沦为少数政治寡头动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逐私人和寡头集团利益的工具。不同于国家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生命力孕育在广大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意识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的宝贵的精神资源35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的超级霸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再次到了必须焕发起民族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

  （全文共计15,350字）

  1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转引自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P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 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P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 Benjamin Schwarz, “Why America Thinks It Has to Ru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6.

  4 Benjamin Schwarz, “Why America Thinks It Has to Ru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6.

  5 美国在冷战时期为在政治上争取第三世界以抗衡苏联，默认后者对本国市场进行一定的保护，关贸总协定有关降低关税的多边谈判为此进行了40多年。

  6 它宣扬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信息技术大大促进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

  7 美国的军事开支相当于全球军事总支出的36%，美国一国的军事支出，比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位的九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见2002年2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采访。

  8 1902年缔结的对付俄国的英日同盟、1904年和1907年缔结的对付德奥同盟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光辉孤立”政策的终结。

  9 2001年9·11事件以来俄美关系迅速改善，2002年4月，俄罗斯默认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及美国势力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2002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正式缔结削减战略武器的《莫斯科条约》，并与北约建立新型合作机制，俄中关系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已处于次要地位，这些令周边形势日趋紧张的中国倍感不安。

  10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11 尽管遏制中国将难以避免地带来日本军事力量扩张的副产品，但美国军事上控制日本并不困难。因此，并不存在美国扶持实力尚弱的中国抗衡日本的可能。中国更无从离间美日关系，在美日同盟中打进楔子，“联美制日”或“联日制美”。

  12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13 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00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P56。

  14 David Lague, “Taiwan, Goodbye to the Mainlan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nline), Issue cover-dated February 07, 2002.

  15 台湾与回归前的港澳在政府构架上截然不同，港澳回归的实质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故采用“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恰如其分，而处于长期分治状态下的台湾并不愿意把自己从“中央政府”降格为一个地方政府，因此，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模式在台湾社会中缺乏呼应的基础，对台湾的政党和民众没有多大吸引力。台湾对大陆的认同危机大大减少了中国在其他和平统一模式上的可选择余地，这就使中国统一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超过东西德和南北韩。

  16 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00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P55。

  17 Beginning the Journey: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TO ---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前言。

  18 Peter Nolan, “China, the US and the WTO: 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 adapted from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19 同注18。

  20 同注17，P20。

  21 同注17，P23、24。

  22 同注17，P18。此外，他们还建议不要轻易启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DSM），而应通过双边会商或建立新的双边机制来解决商业争端（同注18，P3、P23），以免过多地使中国成为DSM的被告将令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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