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 。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奋发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 。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两极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掌握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7 ，并以意识形态（如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干涉主义）等理由在中东和巴尔干频频发起军事干预，但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主要取决于这种干预是否在地缘政治和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控制等方面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在心理上树立美国说一不二的霸主形象。西欧和日本尽管对美国的霸权感到不悦，但其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尚为低下，而且各自在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仍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在共同反对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上与美国则有着高度的一致。因此，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同时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外交上缔结广泛的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的一贯的对外方针。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 of 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操纵均势本身表明在敌友选择上的动态特征，但光辉孤立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8 。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自二战以来维持欧洲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洲战略平衡的苏联。更深一步讲，美国战后利用苏联的威胁重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控制了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苏联解体后，经济衰落、但政治上尚未被彻底整合、民族性格桀骜不逊的军事强国俄罗斯仍然是美国权力政治的敌人，因此，美国将继续遏制、削弱俄罗斯，阻止它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使转型中的国家更多地关注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于是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名无实，从而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9 。

  中俄无法结成真正的战略联盟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加剧了各自的安全困境。欧盟对衰落中的俄罗斯主要着眼于在长远的未来防止其重新崛起，眼下则立足于从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在东亚，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认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10 。

  美日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互吻合，那就是维持远东的力量平衡，因而双方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十分稳固。鉴于中国有着辽阔的战略纵深和巨大的军事潜力，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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