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11 。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因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尤其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但适应了后者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趁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在东北亚驻扎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 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利用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从而拆散上海合作组织，从西部威胁到中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动600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海空军基地12 。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将于2004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美国对印度权力上升感到疑虑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利用印度在南亚抗衡中国，近年来美印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已使中国陷入战略上三面被围的境地。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同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13 。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军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无视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而在对台的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自以为是，不但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更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政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此背景下，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岛内的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14 。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15 ，那么，武力统一作为次佳的选择方案必然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以武力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不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的胶着、包括对台湾实施立体封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从而使中国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进而对中国的内外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和权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改革能力严重不足。出于必须维持经济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倒逼国内改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自主振兴国家丧失自信，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16 ，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17 。

  因此，美国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使中国的企业完全置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18 。也就是说，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因为旨在迅速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与必要的市场保护分不开，这是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因此，规则的全面实施构成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削弱。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实力上升迅速，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19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已处于寡头垄断地位，中小企业即便再有竞争优势，也根本无力向大跨国公司发起挑战。外资对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控制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旦中国的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企业全面置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因而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即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但中国入世初期将难以避免地遭遇企业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和与中央部委有关系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20 。

  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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