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一、引言
    1978年是中国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它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的转折点。它宣告了中国开始告别低效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此后，中国的GDP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增长并非是平稳的，它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剧烈波动，而通货膨胀从多方面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因此，研究通货膨胀真正的成因对于中国减轻通货膨胀的危害，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有文献对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判断主要是四种：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结构型通货膨胀以及综合型通货膨胀。这些理论最终都将通货膨胀的成因归结为货币供给量和投资的过度增长。但是，上述所有观点都存在一个相同的缺陷，即仅仅停留在研究导致通货膨胀的表层的政策因素，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诺斯和托马斯(1973)曾经说过，要素的增长仅仅是经济增长本身，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背后是制度的改善。同样，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投资的过度也可以看作仅仅是通货膨胀本身，而非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本文就将探讨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即财政分权的影响。
    近年来，对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是中国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一些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对社会福利有正面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关注其负面影响。目前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刺激地方政府不断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上升(Oates，1972；Tiebout，1956)。但与上述主流观点相反，不少研究指出地方政府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可能对社会总福利造成负面影响。Zodrow，Mieszkowski，Pigou和Tiebout(1986)指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后果是所有地方的福利遭受损失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减弱。Wildasin(1989)认为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部资本而竞相改善投资环境，由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是给定的，增加改善投资环境的投入可能挤占了相应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因此，加大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与同期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国内学者对于财政分权负面因素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李实(2003)、Yang(1999)、Chen(2002)、陆铭、陈钊(2004)、Tian(2001)以及Yang和Zhou(1999)用中国的数据系统验证了财政分权体制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另外，张晏和龚六堂(2005)、Zhang和Zhang(2003)、Kanbur和Zhang(2005)和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则检验了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与财政分权体制的联系。第二，中国式财政分权还会导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与重复建设(陆铭、陈钊和严冀，2004；周黎安，2004)。
    财政分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制度变迁。在1978年前，由于中国处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银行信贷和投资权利都被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因此，虽然普遍短缺使得经济承受着通胀压力，但这种隐性的通胀被高度的集权控制住了，使得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间的通货膨胀水平极低，并且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是1978年以后，随着财政分权改革，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大为升高，同时其波动也很剧烈。通过计算1953-1978年和1978-2005年这两个时间段内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我们发现1953-1978年之间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是0.009和0.039；而1978-2005年的结果则分别是0.059和0.070。财政分权前后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提高了6倍和1倍。因此，从数据上看，中国的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具有很强的时间先后性。本文即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并对该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二、财政分权影响通货膨胀的机制
    (一)国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引言所述的财政分权基本原理。一般认为，财政分权是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其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Damiel(2000)将稳定的物价看成是一种公共品，在财政分权的基础上，由于地方居民厌恶通货膨胀，地方政府在居民“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这两种约束下，将为降低地方的通货膨胀而努力。因此，财政分权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第二、Barro and Gordon(1983)认为中央政策制定者一般有激励去违背稳定货币供给的承诺，因为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有着正效应。但是，若中央将财政和货币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下级地方政府，而后者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就会较少违背稳定货币供给的承诺。在这个机制中，投资实际上起了“以脚投票”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分权也是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但是，在中国，这些机制并不必然起作用，理由如下：
    1.以上第一种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约束和激励机制有效。但是，这两种机制在中国实际上都很难起作用。首先，相对于西方国家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财政分权实践，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是建立在中央与上级政府委任制的框架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是分权的，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而中国则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仍是高度集权的。其直接表现是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则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并不成立。其次，“用脚投票”机制起作用的前提是人口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但中国至今还存在着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样，政府的行为并不受到居民流动的约束，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也不起作用。
    2.以上第二种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理论成立的前提是：投资所充当的“用脚投票”机制能够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重要的约束，而投资环境，特别是稳定的物价水平对于吸引投资具有很大的作用。但可以发现，在中国，优惠的土地、贷款和税收政策对于吸引投资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稳定的物价水平。或者可以说，在国外，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是吸引投资的前提，而中国则相反，中国的高通胀可能正是投资过度的结果。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
    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是在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可以说，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最大的特点是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并存。单纯的经济分权并不能形成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因为在实行经济分权后，由于地方政府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地方政府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不利于整体经济的行为，出现所谓的激励不相容。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上述行为，同时更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有激励去发展地方经济，中央就必须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加以监督并且需要设计出一个易测量的指标对其绩效加以衡量。可以认为，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大的政治组织来对待，中央政府企图在这个大的组织内部通过财政分权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出来。由于经济增长相对易于衡量，中央就将相对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的绩效的关键性指标。如此，中央就创造了一套针对地方政府绩效的激励机制：在高度集权的垂直政治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通过相对经济增长指标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然后利用自身在政治上的权威来对地方政府进行奖励和惩罚，即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其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挂钩。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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