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改革的虚拟变量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符，且在统计上显著。
    综合以上四个协整方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货币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增长是中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而财政分权才是通货膨胀产生的深层次制度根源，并且它是通过货币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间接影响通货膨胀的。
    　　五、结论
    本文提出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行为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并且用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了1980-2005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的表层决定因素和制度性根源，以及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一)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表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货币供给量增加率和投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二)对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表层决定因素的协整分析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对货币供给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分权通过货币供给和投资两大途径间接地对通货膨胀产生作用。
    (三)对于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总体协整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权程度的加大显著加剧了通货膨胀。
    本文通过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对我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发生过高的通货膨胀可以给出以下的启示：第一、投资的过度是由于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导致，而这又是由于中央以相对经济增长作为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标准所致。要抑制投资过度，政府需要设计更为全面且宜衡量的考核指标。第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国家对低效国企的大量补贴，而这种低效源于国有经济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1994)。剥离国有经济的政策性负担可以增强其效率，由此间接控制货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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