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升迁而努力的围绕地方的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就是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的逻辑。本质上说，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等，2005；王永钦等，2006)，这与西方国家的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是截然不同的。
    以上将地方政府的相对经济增长绩效和政治升迁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但是这种激励机制在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带来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
    1.货币经济层面。钱颖一等人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认为财政分权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所谓的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 and Weingast，1997)。随着市场化的进程的加速，不存在软约束并且产权更加明晰的非国有经济快速的发展起来了，其产出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也不断的变大，而国有经济的份额则不断缩小。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借助国有经济去继续推行国家的“赶超战略”(林毅夫，1994)，就必须维持国有经济的就业和投资份额。在国有经济的产出的份额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要达到目的就必须将外来资源不断注入国有经济中。中央政府有三种方式为国有经济注入资源：(1)财政补贴；(2)国有银行低成本贷款；(3)直接发行货币。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权的限制，中央财政收入大大降低，财政补贴对于国有经济发展来说杯水车薪。而通过银行系统的低成本信贷资金注入的方式实际上也不可行。因为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地方的国有银行受地方政府控制(韩朝华，2003)，其领导大多由地方政府任命，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于地方国有银行信贷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央政府。而且，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会有激励向面临破产或经济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援助会削弱地方政府对流动要素的竞争优势(Qian and Roland，1998)。结果是，地方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国有银行的低成本信贷资金更多的流入了非国有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最终，中央政府只得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国有经济，而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2.实体经济层面。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中央给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权利，不仅包括配置本地剩余财政收入的权利，还包括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和各种资源配置的权力。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好的政绩，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央给予的权力来吸引投资：一方面，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可以利用土地优惠政策进行引资；另一方面，由于掌握着地方国有银行，地方政府可以要求银行为外来企业提供低息贷款。而对企业来说，只要寻租成本小于从低息贷款中得到的收益，就会乐此不疲；为了吸引外资，地方政府还大量实行税收优惠，甚至给予外资远低于国内企业的税率，即所谓的“超国民待遇”。除了采用正常的权力范围内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甚至采取非法的或者变通的方法进行的财政竞争，这些措施包括：擅自减免税、税收先征后返、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等。在这些优惠政策组合下，企业必然产生了对各种要素的超额需求，结果是投资过度，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将对以下假说进行验证：
    假说1、中国的通货膨胀产生的直接因素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和投资的过度，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和过度投资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
    假说2：中国的财政分权是通货膨胀的制度根源，财政分权通过货币供给和投资这两条途径间接作用于通货膨胀。财政分权程度与货币供给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成正相关。
    假说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权程度的加大会加剧通货膨胀，即两者是正相关的。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由于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因素很多，若要分离出目标变量对于通胀率的单独影响，同时为了防止谬误回归，就必须控制其他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根据现有文献，对通货膨胀率有影响的因素包括：盯住的名义汇率(Ghosh et al，1995；Giavazzi and Pagano，1998)，进口比重(Romer，1993；Daniel，2000)，中央银行的独立性(Alesina and Summers，1993；Culierman，1992)，政治的稳定性(Cukierman，Edwards and Tabellini，1992；Cukierman and Webb，1995)，经济增长率(Andrew and Shigeru，2004)。但是，以上文献的数据都是跨国的截面数据，各国的变量变异很大，不适合纳入方程。本文用的是中国一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以上有些变量在样本范围内变异太小，因此未将其纳入方程。例如：盯住的名义汇率在国外文献当中是作为虚拟变量来处理的，但中国的中央银行一直以来都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所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样本期内没有变化。因此，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取的控制标量为：经济增长率和进口的比重。
    本文为了检验上一节提出的三个假说，我们建立以下的实证模型：
    1.假说1的检验模型为：

这里：INF表示通货膨胀率，INV表示投资增长率，LNMR表示货币供给增长率的自然对数，LNIM表示进口比率的自然对数，LNRGDP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自然对数。根据假说1，我们预期有：

这里，D1表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虚拟变量，LNFD表示财政分权的自然对数。
    在这个模型中加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LNRGDP)作为控制变量。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宏观调控也逐渐地从行政手段变为经济手段，而货币供给量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调控的方法就是根据经济的增长情况，使用货币供给量的手段进行微调，因此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第二、根据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率一般是“引致性”的，投资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财政分权也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中国的财政分配体制的承包性质，地方政府能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实惠(沈坤荣，2006)。因此，为了防止谬误回归，必须将经济增长率加以控制，才能得出财政分权对于货币供给增长率与投资率的真实偏效应。根据假说2，即中国的财政分权才是通货膨胀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并通过货币供给和投资增长间接地作用于通货膨胀。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是从1980年到2005年的年度时间数据。虽然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Young，2000；Poncet，2002，2003；Poncet，2002，2003；周黎安，2004)，但是中国的各省之间的联系仍然要远远大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和文化方面。因此，中国省级之间价格指数由于地区之间的套利机制(地区间贸易)而极大的消除，从而各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将趋同。所以，研究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不能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而最好使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另外，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数据在1980年之前无法得到，所以本文采用的时间跨度为1980年到2005年。
    本文用到的各种指标如下：
    财政分权指标(FD)。目前文献中关于财政分权主要有两种方式度量：第一、Oates(1985)所用的财政支出指标，他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第二、用自主收入的边际增量来刻画，Liu(2000)使用了这一指标。不同的指标各有利弊(张晏等，2005)，而本文使用更为通用的前者。并且，由于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的复杂性，使不同级政府真正拥有的财政资源显得较为模糊，因此本文把财政分权定义为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份额。为了克服异方差，同时也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我们对所有取值为正的变量都取对数。其中财政分权的对数形式记为LNFD。
 经济增长率(RGDP)所采用的指标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为基年)的增长率，取对数后为LNRGDP。
    通货膨胀率指标是用居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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