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府一手主导，其董事长内定为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行长是人行杭州分行行长，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如此等等，说明办民营金融步履艰难，在我国没有合法地位，尚无其存在的空间。但凡得到法律认可的金融机构，都成为官办金融机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但以国有金融为主的框架仍未被打破，金融业的改革步伐远远赶不上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非公有制企业直接融资难
 
    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不仅间接融资难，直接融资更难，股票市场所占份额小，发行债券尚无先例。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以股票融资为主的市场，而股票发行最初是作为解决国有企业资金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虽然近年来，管理层摒弃了限制民营企业到主板上市的做法，但入市门槛较高，只有少数扩张较快的民营企业集团才直接或间接地挤进“主板市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渠道直接融资。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境内A股市场共有139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上市的民营企业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仅为11.84％。其中，直接在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59家，通过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为80家，上市民营企业总股本占深沪两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仅为6.76％（刘惠好，2003）。可见，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十分有限，与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相称。2004年6月，我国开放二板市场，首批有38家进入，容量相对较小，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要求，而且，二板市场进入条件也相当苛刻，许多中小企业可望而不可及。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三板市场，由于其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停停走走，没有形成气候。
 
三、民间资金供给：私人财富资本化的必然出路
 
    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私人财富不断累积，私人的消费与投资行为引起的社会金融流量事实上已经成为了金融业务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迫切需有新的金融组织来为私人资本寻找出路，而我国现有的金融组织大多存在着创值能力低或风险太大的问题，资金回报率低，资金安全得不到保证。2002年9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达84139亿元，我国民间资本(包括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至2003年1月底，我国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月末余额为9.81万亿元（文琼，2003）。而我国居民在储蓄投向方面的选择非常有限，居民储蓄在正规金融领域大致有两方面投向：第一，用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或手持现金。这种投向尽管安全，但收益率太低。第二，用于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风险领域的投资。许多居民不愿接受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工具（赵峰，2003）。为了提高收益率，民间资本投向第三条渠道，即投向民间借贷、各种盈利性集资、抬会等非正式金融领域。这种投资的风险介于前两类投资工具之间，而收益明显高于第一类，相对来说，风险小、收益高，因而被许多居民所接受。可以说，民间金融是投资者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如前所述，我国民间资本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目前3000亿元的民间金融总量，相对于8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和12万亿民间资本来说，现有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将民间资本充分激活（刘惠好，2003）。因此，改变金融抑制状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让民间金融走向正规化、合法化，由民间金融形式发展为民营金融形式，是抑制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民间资本的多种投资方式。其主要途径有：
 
     （一）民间金融公开化、合法化
 
    一是民间金融形式如各种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等取得合法形式，银行监管机构对其加强监管。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涉及许多公众的借贷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正式金融机构尚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融通资金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它们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业务活动也不受有关部门监督，很容易引发借贷纠纷和金融诈骗事件，扰乱金融秩序。因此，对一些确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私人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应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予以正式化，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非正规金融的循环信用体系（相当于我国温州地区的金融会），作为一种村民自助的资金组织形式，存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德国、台湾地区等，虽然具体的形式及作用有所不同，但其都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资金困难。它之所以有成长的土壤，就是因为农村地区的商业金融机构没有利润，没有金融组织愿意留在农村地区，只有这种合作组织能把资金留在农业和农村。如孙大午集资案，作为一个大型的民营企业，遇到融资困难，向当地农民集资，支付了相对较高的利率，他的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他向农民融资，没有损害农民利益，而且深得农民的信任，他所采取的集资形式完全应当得到政府的认可，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益尝试。但因为他的集资没有办审批手续（申办手续也不可能被批准），所以是不合法的，孙大午本人被判有罪。这样，人为地切断了资金供求平衡的纽带，影响了资金的合理配置。发展民营金融，我们应当鼓励各种有益的探索，给予其合法地位，要求其合法经营，加紧法规和监管的跟进，而不是一味地限制、打击民间金融组织。对于这种有益的资金组织形式，只要有一定的信用保障措施和严格的监管，我们完全可以扬其利避其害，把它们发展成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最近，有消息说，央行和银监会正在起草一个条例，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包括农民互助合作形式的金融组织建立。因此，民间金融组织有望得到监管部门的认可，民间金融正规化、合法化将提上议事日程。
 
    二是鼓励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既可以借鉴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又可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有条件的地方可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从体制上为农村金融机构更广泛地吸收社会资本金、增强服务功能创造条件。目前，江苏无锡、江阴、张家港三市的农村信用社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吸纳了大量民间资本，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开辟了一条道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更多的有民间资本参与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银行。
 
    （二）大力发展由民间资本组建的各类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
 
    我国的银行，按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排队，划分为国家政策性银行(3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4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1家）、地方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112家）和合作制金融组织（城市合作社、农村合作社）等（2004年数据—笔者注）。国有商业银行在1997年时的市场份额，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总额的88.92%，利润占银行业利润总额的41.92%，存款占同期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73.38%，贷款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69.57%（邹月新，2003）。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太小，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加起来才3万亿元，还没有建设银行一家的资产规模大（国际金融报，2003-11-10）。可以说，在金融业，我国仍由政府和政府官员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没有摆脱行政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国有金融的市场过渡进入、民营金融被挤出的特征明显，与中国经济市场化、多元化的发展反差突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作为一种增量改革的形式，对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体制外的民营银行出现，体制内的国有银行就没有竞争对手，体制内的问题也没有途径来解决。就像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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