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洲的前缘巳经推展到磨刀口附近。沿海的黄杨山、竹篙岭、五桂山和南沙等岛屿，已与北部陆地相接连。原来的三角洲冲积平原面积比前扩大几近一倍。东江三角洲也往前推移至漳澎、道窖一线以下。

清代，修筑堤围的分布从甘竹滩一带向南伸展到三角洲的漏斗湾内部和沿海地带。修筑的堤围有272条，比明代增加了50％以上。其扩展的范围则比明代增一倍有余，相当于宋元明三朝堤围分布的范围。至清未，堤围巳遍布三角洲的河网地带。筑堤技术较于明代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堤围在距河岸二、三里处修筑。筑堤材料改为泥、石并用。注意选泥，“以老土为佳”，“堤根宜阔，堤顶宜狭，堤无太峻”。新旧堤交界处“用铁杵力筑，层层夯硪，期于一律坚实”，并于堤边“栽种草根”。还创造了有效的护堤方法即栽柳，“卧柳、长柳相兼栽植”；或栽种“茭苇草子”。于临水的堤面要“密栽芦苇或茭草”，以使“即有风不能鼓浪”(43)。在堤围的修筑和护围方面都积累了较完整的经验。围垦沙田方面，也比明代有进展。「昔筑堤以护既成之沙，今筑堤以聚未成之沙；昔开河以灌田，今填海以为陆」(44)。海坦的围垦巳从「新成之沙」扩展到「未成之沙」，与海争田更为迫切。原来浩瀚的浅滩，陆续变成了耕田。例如香山县蜻蜓洲山「昔在海中，今皆成田，有民居」。蜻蜓洲以北的粉洲山、横山「四际巨浸，今成潮田」(45)。漏斗湾内的万顷沙，在清未也淤积成陆，并围垦成田了。

从上可见，明清两代，堤围修筑的范围愈加扩大，滩涂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人为的开发加速了滩涂的发育，珠江三角洲平原因而不断地向海域伸展。珠江三角洲的范围从唐代的泷水－江门－桂洲－沙湾－黄埔一线，不断地向南延伸。到了清未，终于形成西江、北江和东江分别从今日三角洲的虎门、蕉门、洪奇沥、横门、磨刀门、泥湾门、虎跳门和崖门等八个口门出海的自然景观。

三角洲滩涂开发的加深，还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广双季稻，采取农作物间作、套作、混作、轮作等方法，提高复种指数。这样既可扩大耕地面积，又可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保持地力，使之趋向集约化的耕作。在耕作、选种、栽培、施肥、密植、田间管理等民间农艺学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注意因地制宜，根据节令作出合理的农事安排。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明中叶以后创造出独特的「桑基鱼塘」型生态农业。

从上所述，可见宋元南迁的北方士民与土著居民一道，经过数百年艰苦卓绝的拓殖，终于将这块处于南海北缘的海岸带、岛丘林立的浅海湾，开辟成适应于海洋经济活动的人文环境。
注释：

（1）南海南积为35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沿边五大海区总面积的74％，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海区。
（2）《晋书.吴隐之传》。
（3）参见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第1 期（1992年1月），页207-223；又:Beijing: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2 (April 1992) pp.191-214。
（4）从今天的人文地理看，它处于东亚新月形地带的中点。东亚新月形地带拥有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日本，有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所谓亚洲「四小龙」，还有近年经济发展引人注目的泰国、马来西亚等。珠江三角洲正是处于东京、汉城与曼谷、新加坡之间。它作为我国的南大门，是通往东南亚和殴美的交通枢纽。尤其随着交通信息的发达，今日的珠江三角洲巳成为亚太地区海空交通的辐合点。以广州为中心，1000公里为半径作圆，武汉、台北、海口等囊括其中，如以3500公里为半径作圆，则包括东京、大阪、平壤、汉城、上海、北京、兰州、马尼拉、文莱、新加坡、曼谷、仰光和加尔各答等亚太地区的重要城市在内。可见它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战略的地位。
（5）这里所谓「海洋经济」，是指面向海洋、仰资海洋，以经营海洋贸易为主，包括从事与海洋贸易相关的海上运输业、商品性农业、手工业等经营活动。它是相对于以农业活动为主的大陆经济而言的。
（6）刘安，《淮南子》卷18「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
（7）广东历史博物馆藏。
（8）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992年1月）,页201--223。
（9）唐代广州的繁荣，是因海外贸易发达之故，并非周围地区经济发达所使然。这种「特殊的繁荣」，中外学者巳有论列，请参见曾华满：《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出版）；（日）中村久四郎：〈唐代之广东〉（《史学杂志》第28编第3.4.5.6号）；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中国社会科学》第１期1992年1月，页201--223）。关于曾华满提出「核心性」发展的研究架构，对之表示质疑者，可参阅刘健明（香港）先生：＜再论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页数180－187，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文。
（10）《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晋书. 食货志》：「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诏曰：┅┅江南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隋书. 地理志》：「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生」。按：关于火耕水耨，日本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的《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 その学际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章作了专门的论述，所论甚详。国内者如彭世奖：〈“火耕水耨”辨析〉（《中国农业》1987年第二期），可资参考。
（11）徐陵，〈广州剌史欧阳危 德政碑〉，见《徐孝穆集》卷9，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该版本将「危 」误作「顾」。
（12）《唐大诏令集》卷109。
（13）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一卷第8页。
(14) 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刻印本。
　(15) 余靖，〈浈水馆记〉，见《武溪集》卷15。
(16)霍韬，《霍渭涯家训》。
(17) 脱脱，《宋史》卷25，〈高宗本纪〉。
（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癸未条。
（19）参见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隋唐宋元间广东人口分布变迁的初步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90年），页238—250，。
　(20)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馆1957年油印本)第9-11页。
(21) 见《东莞英村罗氏族谱》（罗氏手抄本）；《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番禺市桥谢氏族谱》。
(22) 简朝亮，《简氏族谱》（顺德南岸）。
(23)见《新会三江赵氏族谱》。
(24)郭汝诚（咸丰），《顺德县志》卷22。
（25）参见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元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90年），页219—237，
(26) 参见陈忠烈、罗一星，〈1989 年在三水县卢苞镇的田野调查报告〉（未刊稿）。
(27) 黎遂球，《莲须阁集》，见粤十三家集。
(28)韦勋表等， 《中山翠微韦氏族谱》（光绪34年刻本）卷12，〈杂录〉。
（29）按宋元两代皇帝庙号均无称「僖宗」者。
(30) 《牧野巽著作集》（御茶 の 水书房刊）第五卷「广东原住民放族考」。
(31) 陈乐素，〈珠玑巷史事〉　广州：《学术研究》第6期（1982年11月）。
(32) 金光祖，《广东通志》卷23，「古迹」，南雄府保昌县珠玑巷条；郝玉麟，《广东通志》，卷53，「古迹」。
(33) 通过商业化，取得经济实力以培养子弟，然后经科举考试而进入统治集团。如明中后期农民出身的伧文叙和伧以训、以谅、以诜父子取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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