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历来相信岭南的大族，如「梁文康、霍文敏诸望族，俱发源于此」(32)，一些土著的单姓弱族，出自攀附这些名宗大族的动机，也假冒认同，以求庇护，当亦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从族谱所载的珠玑巷移民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一类文件的措辞看，可以判断这一传说盛行于明代。自明中叶始，尤其至清代中叶，是移住者深入珠江三角洲内部开发的时期。各族姓源自珠玑巷的传说，有助于消融以祖籍意识为基础的团体壁垒，促进彼此间的认同，起整合移住者群体的作用。正因他们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点从祖籍和神明信仰转移到珠玑巷的传说，我们未曾发现移住者在开发这块滩涂过程中，以祖籍地缘或以神明信仰圈为基础的群体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纠纷的记载。他们能顺利地对三角洲水网区作有效地治理与开发，无疑是与此有关的。


移住者以珠玑巷的传说为认同点整合起来，显然有利于与土著居民的抗衡。移住者随着对开发三角洲作出的贡献，加之自明代中叶起在科举仕宦上取得成功(33)，便反客为主，不是他们归附当地的群体，土著化，而是土著者归附他们，认同于珠玑巷的移民。至于他们之所以将所谓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一类文件载诸族谱，且历代口碑相传，当是与他们还没有站住脚之前，耽心当地「势恶」制造事端，日后产生「入住权」的纠纷有关。譬如罗贵集团移入珠江三角洲之前，就曾了解当地是否有「势恶把持」，先作如何与土人处置的思想准备。将所谓「路引」和官府公牍载入族谱，正是为了争得入住权的合法化(34)。这反应了入住权在当时的重要性。随着明中叶以后为争夺沙田（滩涂）开发的矛盾尖锐化，入住权的确立，即沙田开发权合法化的标志。

南移的这些士民，说来自中原。中原的范国是不断扩大的。到了唐代，湖北、江苏都算中原了(35)。其中不少人是从江南地区迁来的，自可说是来自中原。当他们来到珠江三角洲时，可耕之地早为土著居民所占有。他们只能落户于生产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他们面临的是将低洼的、卑湿的冲积平原开辟成田。那里布满浅海、沼泽，洪、涝、咸灾害经常为患，如果不修筑堤围以防洪、防咸，并排涝，就无法垦种。江南修筑圩围、改造沼泽地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了借鉴。南海北缘的珠江三角洲浅海湾滩涂的开发因此兴起。先是在三角洲顶部的干流修筑堤围，继而不断下移，深入三角洲的底部；堤围原是防水患以耕浮露之滩涂，自明中叶起，尤其清代乾嘉年间，便在浅海中拍围，以促进滩涂之成陆，然后将成陆的滩涂垦僻成田。

据史籍记载，宋代近三百年间，主要沿西、北、东三江干流两岸修筑堤围，尤以西江沿岸为多。在海坦和沿海边缘的冲积平原也建有围堤，如东莞南部滨海一带的咸潮堤和番禺县黄阁之东的黄阁石基等。堤围约计有十余处，大小28条。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堤长达66024 丈。修堤固定了河床，加速了水流，以水攻沙，有利于防止河床淤塞，保持水道畅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洪、防潮。但是一些原被潦水浸没的江边、海边之地，也被垦辟为田。例如新会外海、三江、睦洲和中山小榄四沙，都是在宋代垦辟，并有居民聚居(36)。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宋代的堤围，捍卫农田面积达24322顷。

元代在对前朝旧堤作加高培厚的修缮的同时，集中在西江沿岸继续修建新堤，计有十一处，堤围34条，长50526丈，捍卫田地面积2332顷。元代的堤围规模比宋代小，捍田面积一般均在百顷以下，最大者为500顷，最小者仅得1.8顷。但技术有所提高。例如西江支流高明河西岸堤围多建有石窦。暗珠堤外有石坝。秀丽围内有间基(37)。从河床上下游水位差值考虑，堤围的高度也都比宋代时修的高。

宋元所建的堤围均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北部及东部地区。由于堤围固定河床，水流加速，泥沙被冲积在堤围以下的南部地区。这就加速了甘竹滩以下的中山县北部平原的浮露。

到了元未，原来处于海中的三江、睦洲、五桂山、大黄圃、潭洲、黄阁等大小岛屿，巳因泥沙淤积成陆而与北部的平原基本连在一起了。人为的开发，加速了三角洲的发育。西北江三角洲的前缘巳推至古井、西安、港口、下河、横档、黄阁一线；东江三角洲的前缘则伸展到漳澎、道窖一线。范围比前大为扩大。

与修筑堤围的同时，已利用水车进行农田灌溉，并已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和适合南方水田作业的耖、耘荡等农具。精耕细作阶段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都巳掌握，因而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南宋时，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而且有余粮输往闽浙(38)。蚕桑业虽早在汉代巳见诸文献记载，但得到较大的发展亦在宋代。北宋未年修的最大的一处堤围，以「桑园」命名，可见当巳种植了不少蚕桑。从每年向北宋政府奉纳丝绢(39)，亦可佐证。半野生的果树，巳经广泛利用，主要的果树种类，当时都巳具备了。

从九江、桂洲、沙湾连线以北的南海、顺德、番禺一带，村落日趋稠密，呈现出初步的繁庶。芦苞、官窑、金利、青岐等原有居民点，更趋繁盛。胥口、三水、大通、扶胥等，则巳发展成市镇。据元代陈大震修的《南海志》记载，单以南海县统计，长河渡有金利、丹灶、奇石等33处；横水渡有宁口、西岸、官窑等45处(40)。从当时的水上交通看，居民当巳比较稠密。从广州至紫泥、沙湾、市桥一带地区，成为当时封建官史聚居和活动频繁之地。外海至新会一带，也渐趋繁荣。珠江三角洲南部原分属南海、番禺、新会、东莞四县的五桂山一带岛洲，也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置香山县,治所设于石岐。这标志着当地人口有了较大的增殖。

宋代珠江三角洲的开发，除前述的因移民带来了劳动力，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因素外，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甚有关系。宋代北部边境不宁，辽与西夏时时扰边，金兵更深入淮河地区，大肆侵扰。北宋对北方，意在防御而不是进取，把经济发展的注意力放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南宋偏安杭州后，更是如此。宋代以向南发展来求得出路。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江南低洼地垦辟的成功，促进宋政权对珠江流域，尤其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关注。宋政府所采取的鼓励垦荒、以兴修水利作为对官僚考绩的根据等措施，对发展农业生产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明清两代则在宋元的基础上扩大开发范围，开发的深度又有突出的增进。

宋元修筑堤围多限于西、北江三角洲西北部和东江三角洲东部。明代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在西、北江干流及其支流修筑堤围。有明一代276年中，共筑堤181 条，长达220,399.75丈，比宋元两代堤围长度之和116,550丈多近一倍(41)。修筑的堤围伸展到甘竹滩附近一带的河涌沿岸。西、北江干道及其支流，基本上筑上了护水堤围。因工程规模大小不一，收益也各有区别。大的如丰乐围，护田面积达七百顷，其他的都在三、五百顷左右。筑堤技术也有所堤高。西北江三角洲顶部的堤围，采用石料修筑的逐渐增多，宋元两代在高要县修建的土堤，此时也多改为砌石堤，换用石窦。明代还创造了载石沉船截流堵口的方法(4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滩围垦方面取得很大的发展。如果说宋代巳将沙滩围垦成田的话，那么大量围垦沙田却从明代开始。明代沙滩浮露成陆范围，主要在香山县北部和新会县南部一带。其他如番禺县南部和东莞县西部也有浮露。明代前期，人们巳在香山北部浮露成陆的西海十八沙和新会东南部的海坦垦辟。明中叶以后扩展到围垦浮露成陆的东海十六沙和禺南一带。东莞西部海滩也有一些围垦。不仅围垦“已成之沙”，就是“新成之沙”也作拍围、垦种。开始与江海争田，扩大耕地面积。据粗略的统计，包括军屯与民垦共约万顷以上。香山县随着西海十八沙和东海十六沙的成陆，已不是孤悬海外，而是与大陆相连接了。

应当指出，由于宋元修筑围堤，加速泥沙淤积，在明代不到三百年中，西北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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