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族谱中摘出有关记载珠玑巷移民珠江三角洲的资料，加以考核、编排而成。手刻印本，不分卷，共49页，于1957年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印行。该书所辑之资料，采自珠江三角洲各宗族的族谱，计达四十余种。这些族谱几乎都在明清年间修撰。关于他们先祖南迁珠江三角洲的原因、经过，尽管彼此间有种种歧异，但都说是来自南雄的珠玑巷。记载一次集体南迁较为完整的是《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抄本）。据此谱说，宋季间，有宫妃苏氏被废黜，流落京都街头。苏氏为南雄牛田坊商人黄贮万所收留，并携回家。后皇上行敕复取苏妃，久查访未着而作罢。一日，黄贮万家仆因与主人有隙，上京泄露苏妃事，南雄牛田一带悸祸纷纷南逃。以罗贵为首的珠玑里居民三十三姓九十七家，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于是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浮浈水而南下，时在绍兴元年仲冬。

此谱附有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似彰彰可考，无容置疑。但如果对这一记载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其讹舛秕漏之处甚多。内中收录的所谓宋代行文，既非当时之式样，且把明清时期的省、府等地方建制栽于其中。由于族谱记载的歧异，以及对某些记载难以理解，对南迁之史事，不少人已提出种种质疑。连究心于乡梓、宗族事务的霍韬，在《霍渭涯家训》中，也说其祖先霍氏迁来南雄之年代有种种说法，未知孰是，并指出南雄朱杞巷再徙南海之原因，有不同说法，且已无文献可足稽考（16）。

据文献记载，北宋未年的确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北方士民移入南雄地区的事件，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宋高宗仓惶南逃。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进入太湖流域；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佑太后前来赣南。据《宋史. 高宗本记》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宋高宗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笔者按：防秋即防金兵秋侵），请太后率宗室迎群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接应中原。官吏士民宾属南去者，有司无禁」(17)。由杨惟忠率领护卫太后的军队有万人。估计随同隆佑太后南来者当有数万人之众。他们沿赣江先抵洪州，继而到吉安，终达虔州（今赣州市）。护卫太后的万人将士，沿途溃散、叛逃，抵虔州时已不满百人。在金兵步步追击下，这些逃散的兵士当会南下渡大庾岭避难。当隆佑太后自虔州往临安后，原随同太后南逃的这部分士民便沿赣江的上源章水继续南来，跨过大庾岭，寄寓南雄。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此事写道：「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18）。这些士大夫就道时所携带的随行人员和族人，以及邻里乡党中的大部分人，当随同他们度岭避难。

粤北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自唐代以来，人口密度巳跃居广东省的首位（19）。北来的士民，利用当地的丛山峻岭来当战乱的避难所犹可，要在那里定居，实属不可能。所以，他们稍作喘息，便顺着北江水道，南移至北江中游的谷地，乃至尚待开发的肥美的珠江三角洲，是理所当然的了。

宋代北方士民移入珠江三角洲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前述的宋室南渡期间，拥随隆佑太后南来的士民，先到南雄地区暂住之后，经过了解岭南各地的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并经筹划，终于采取继续南迁珠江三角洲的行动。罗氏族谱等书所记载的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的迁移，当是这一次迁徙中的一个集团性的行动。据〈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记载的名单，今可考者有十三人(20)。据族谱记载：罗贵一家，男丁六口，女丁一口，男仆五口，女仆三口，共十五口；麦秀一家兄弟五人，家属共达二百余口；冯元昌一家七兄弟，家属人数阙如，想来也当属不少。从这几家的人口数类推，97家迁移集团的人口总数可达数千人(21)。这一次陆续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数当以万计。

有两次是发生在南宋未年元代初年。一次是咸淳六年(1246)，因潮州王兴领导的义军转战于广州，广州属下各县人口在战乱中死亡或逃散，人口剧减，故「诏徙保昌（即南雄县）民实广州」(22)。一次是德佑二年(1276)，元军挥戈南下，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为避兵燹，那些于北宋未年及以后移居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又于宋末元初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

除上述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珠江三角洲之外，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后由文天祥、张世杰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庭转战于东南沿海，后为元朝所灭。其逃散的皇室成员、朝廷官僚和士卒，当改名换姓隐匿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宋末帝赵丙在崖山投水自尽后，其宗室成员就「更易姓名，潜迹山中」(23)。我们知道，在德佑二年(1276年)赵是流闯闽广海上时，据区仕衡（顺德陈村人）的估计，尚有江淮兵一万，诸路民兵二十万，正规军十七万(24)。到1279 年崖山之役，当张世杰与元将领张弘范决战时，宋军还有兵民20余万。这些人除战死外，多逃匿闽广一带，尤以珠江三角洲一带为多。他们显然也作为一支劳动力加入开发珠江三角洲的队伍。正由于宋代，大量人口迁入三角洲地区，又因随着三角洲的开发，人口不断增殖，人口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宋元间三角洲的人户巳跃居广东的首位（25）。

族谱关于南迁岁月及其原由，因作者是明清时人，唯据之于传说。传说自不能视为信史，只能从其隐喻中理解历史。有的传说所显露的往往寡于其丰富的隐喻。

前述的用文字记载的族谱，说是迁自珠玑巷；据实地调查，单寒弱族，以及被歧视为贱民的蛋户等口耳相传的「口头族谱」，也说他们的祖先同样迁自珠玑巷。终年浮荡江海水上的蛋民，甚至嘲笑一些珠江三角洲足趾甲凹陷的种姓。说他们从珠玑巷迁来时，因贫穷从陆路步行，趾甲也被弄破了，以至于子孙趾甲凹陷。他们有钱坐着船南来，所以趾甲完好（26）。

笔者曾于1985年夏和1990年春，两度专往实地考察，在南雄城北通往大庾岭道上，确有一名曰：「珠玑巷」者，巷长约1500米，巷之石刻匾额犹存。面对这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巷，作为与这一传说无关的局外人的笔者，已浮想联翩，陷入深沉的历史思索之中，难怪为珠玑巷后裔的明清文人墨客、官宦士大夫每当途经此地要下马凭吊盘桓，留下许多歌咏感慨的诗文（按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收有这些诗文）了。

为什麽区区小巷竟如此神奇地成为源发珠江三角洲各姓氏，乃至蛋民的圣地呢？清代番禺人黎遂球在《莲须阁集》「度梅岭记」中说，北宋末年，中原诸豪杰「卜居珠玑巷，不过寥寥数十家，（按此地段确只能容纳数十户）姓氏俱异。何吾乡诸大姓，俱云从彼至哉!」（27）《中山翠微韦氏族谱》收录的〈珠玑巷考〉一文的作者，也认为旧谱称我祖后居珠玑巷，「一巷之微，安能容百数十家？故省志载其地而略其人，最为有识。」（28）他们或则怀疑，或则表示不解。

其实，关于迁自同一地方的传说，并非广东所仅有。日本学者牧野巽早已指出，除广东流行迁自南雄的传说外，华北一带有同迁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山西北部有迁自山西马邑乡的传说；客家人有迁自福建宁化县石壁洞的传说；湖南人有迁自江西的传说；四川人有宋元时「僖宗」（29）扈从的传说和现代的湖广传说；云南民家有迁自明代南京的传说；广西壮族有迁自山东青州的传说（30）。凡此种种传说，皆各有深意焉。今人陈乐素教授对珠玑巷移民的传说曾撰专文作过解释。他认为战乱流徙他乡者，总忘不了故乡。把珠玑巷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者的故乡。其意义已不仅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且含有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了。这种各大族源自珠玑巷的传说，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助的作用(31)。这里的确道出了其中的一些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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