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失真。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的掺假失真。由于考核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这就鼓励了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有严重水分的失真数据作出形势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低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种出于部门利益驱动目的而提供的一种信息“负供给”，最危险的建议已被少数人当作可行方案提出来：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还有出于企业利益考虑提出的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出于财政考虑提出扩大货币发行量以缓解财政困难等等。而这些建议如当真被采纳实行，则等于玩火自焚：减免亏损企业债务等于彻底摧毁社会的道德信用堤坝，既然拖欠银行的钱可以获得减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采用这种逃债的方式规避银行债务，银行的信用链条将会因此断裂；提出依靠增发大量货币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建议如若不是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常识，就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从来都是困难的，如最富有的美国政府都只能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开支，并依靠发展经济与合理地扩大税基，而不是靠从其“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过量攫取来满足财政的无止境需求。更何况中国的中央政府现在还承担投资者主体的大量责任，其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没有限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打通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让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应货币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信息的虚假供给，还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政策不当的鼓励。
其次是政府事实上对经济过程的监管及事后监督欠缺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权力市场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各级政府官员现在都将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迫使客户进行“权钱交换”。而叠床架屋式的反贪机构的膨胀根本赶不上贪污腐败行为膨胀的速度，运动式的反贪污也早已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现象：反贪污腐败的口号越响亮，贪污腐败的数额越大，卷入腐败丑闻的高官越多，所谓“阳光法”几乎处于虚设状态，这一点已从经济犯罪案件的直线上升得到证明。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还能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化特征由此形成。政府对社会的供给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供给”——如政令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等，均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造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各种“负供给”却呈不断增大并强化的趋势。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在这种格局中，个人品质已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决定因素。
根据世界经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基本上全凭历史积淀和个人的从政经验（政治倾向）来处理有关问题，他们比较喜欢听从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对任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则不太感兴趣。中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决策者也根本无法凭借制度的历史积淀与个人的从政经验来解决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是正确认识社会，而政府部门层级之间那种严重扭曲的信息负供给，造成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社会，把握环境，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现象。

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从短期来说，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逐步加强竞争以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形成消费者主权；降低房地产价格，让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购买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分房地产商破产的代价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银行危机，以解决特殊国情、特殊过剩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而这已不是经济领域内作文章可解决问题的事情。它与政府改革有直接关系。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后期。引起人们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几个：前苏联、东欧国家“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发达国家（亦即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经济奇迹的兴起（现在则要加上“奇迹”的破灭）。
在这些反差极大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问题。可以说，现在大家已基本上承认这一事实：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世界在变化，有关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变化。凯恩斯主义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们认识到一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至于有效的政府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却因为每一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资源、历史文化、政治传承等各自的渊源不同而很不一样。如美国的民主政治要原封不动地用到亚洲国家来可能会失效；而亚洲的专制政体也不能用来统治欧美国家。但不管是哪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时，得向民众拿出可持续发展方略，消除贫困，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发达国家里，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作用则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就连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财产权的保护、道路的建设、基础医疗保健与基础教育都无法提供（或是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不断下降），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公共服务质量恶化，人民与企业相应采取种种措施逃避税收，进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恶化，进入一种“马太效应”式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组织专家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两阶段进程。第一阶段有两个步骤：首先，政府必须将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完成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即集中于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通过与工商界和市民社会达成合作关系而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专家们对世界上69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显示，许多政府在履行其核心职能方面相当不称职：它们不能保护法律与秩序，不能保护财产权，而且在法规与政策的运用上没有预见性。投资者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府不可信，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和增长受损。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使法规更具有灵活性，应用政府自我管理机制，选择有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等，使投资软环境得到改善——其次则是让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参与公共部门的活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许多国家中，社会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提供者来提供，不可能产生很好的结果。一些政府开始将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融资与它们的运营和提供区分开，并将公共事业中的竞争性部门与垄断部门分开。
第二个阶段则是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这方面可以利用三个基本的激励机制：一、有效的法律与限制措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执行机构的监督相当薄弱，目标的设定与完成这些目标所需政策之间的联系比较混乱。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通病是制定法律比较容易，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但一个国家要想建设成法治国家，它就必须实施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提高公共部门活力的任何有效战略，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缩减随意性的权力来减少腐败的机会。二、将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下，如通过聘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基于个人才干的内部晋升制度，等等，以便在公务员中促进竞争；在公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