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的金融机构（含网点）共有870个，总的存款余额（账内外）64.37亿
元，总的贷款余额（账内外）71亿多元。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64．37亿元存款，该
市可用的信贷资金只有48．3亿元，而实际贷款余额为71亿元，存贷比例失调，各家银行
为弥补逆差，主要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平衡，超负荷经营十分严重。
这次调查对“三项贷款”的分析表明，“三项贷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实际上能按
时、安全还回来的贷款所剩无几。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效益并不比国有企业好多少，调查显
示，该市银行1995年亏损3．5亿元，1996年上半年的亏损数字是2.86亿元，其中国有商
业银行亏损2．44亿元，占85．35％。1995年，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年收息率为
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银行的经营举步维艰。贷款回流率和信贷资金
用转卒下降，减少了可用资金，使银行的资金运作更加困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的沉淀，削
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提存款风潮，就会由于难以确保提现而触发支付危
机，进而导致金融风波。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广东除广州、深圳之外，大多数地方的银行经
营不尽如人意，潜在的金融危险是存在的。广东在全国的银行中还算是实力雄厚者，其它省
的银行状况只会比广东更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1996年7月15日透露，我国国有银行逾期贷款和到期还不了
的贷款，大约占20％的比例。其中12％是逾期贷款，6％是企业逾期三年但企业并没有破产
的贷款，2％是企业开始破产的那部分贷款。戴相龙估计，目前我国银行呆账比例大约在3
％到4％，为此，央行每年从贷款中提取1％的呆账准备冲销，1995年冲销了200多亿元，
1996年可能会更多一些。据《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1月7日登载的一条消息，某省人民
银行一项调查结果使人触目惊心：该省三年累计破产企业479家，破产时资产总额22．7亿
元，而积欠银行贷款本息高达26．6亿元，银行信贷资产面临极大风险。而另一份调查也指
出企业“破”银行“产”的潜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末，正式破产了54户企业，资
产总额达2．212亿元，而负债总额却高达4．9413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23％，已严重
资不抵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破产企业积欠银行贷款本息3．8315亿元，是破产企业资产
总额的1．73倍。在已清偿完毕的42户企业中，银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偿率只有3．3％。
照此推算，全部企业清偿完毕的诸，银行也只能得到1265万元的清偿，将有3．705亿元的
信贷资产付诸东流。除此之外，银行资金大量被亏损企业无偿占用，非国有企业和其它资金
需求者贷款的条件更加恶化，它们为取得贷款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其发展更困难。
广东某市对金融机构的调查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项贷款占总贷款比重(逾期贷款、呆账贷款、呆滞贷款)
　 50％
60％
70％

贷款回流率（收回贷款与发放贷款之比
　 　 73％
　
信贷资金周转率
0.82次
0.75次
0.53次


这种银行和企业机制的悻论反应，导致银行的严重亏损。欠债还钱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法则，但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日积月累，不但使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还给中国金融系统深种祸根。据公布的有关资料，我国
银行的自有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7．02％左右，负债率高达90％以上。而到了1996年底，
银行的自有资产已下降到3％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统计表明，到1995年底，中国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5万多亿银行贷款的60％。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债务因果链：国有企
业欠银行，银行欠存款人（主要是个人储蓄者）。有人主张将银行债务变成股权，这个主意
之糟糕，就在于设计者没有想到这一提议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因债务负担过重导致生产经
营困难甚至影响生存，这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受高债率困扰的企业，其发生困难的根子
往往不是债务本身，而是投入的产出率大低；不是被银行抽走的利润大多，而是自身产生的
利润太少。有材料显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己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于银行
贷款利率。1996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对上海6匕京等八省市25s6家企业亏损原因的调查显
示，造成企业亏损的宏观管理因素占9．2％，政策性因素为9．09％，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
因素则占81．7％。对这种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业，用非经济手段实行“债权改股
务。有的经济学者已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划出1/4到1/5的
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然后转换成养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规定进行长期投资，同时对
于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统一按照工龄设立个人保险账户，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至少能部分偿
还企业欠职工的历史债务，有关方面和理论界应从政治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出发，认真研究
一下这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庞大遗产，企业职工理所当然应有自己的份额。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瓶颈”，如何通过这个“瓶
颈”，处理好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份庞大遗产，既关系到社会公正，又是社会安定所系，而且
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负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其实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一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看法为证：“对中国来
说，比人民币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直接影响到宏观
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而宏观调控的好坏和资本市场发育的程度是一个国家能否实行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决定因素。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目前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
力还比较强，还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较好的社会环境，失去这一时机，留下的遗憾将无法
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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