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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天启（Mao Tianqi），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官僚主义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 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 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 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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