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放大道德的作用，而良好的道德又可以形成、维护、改善机制。所谓相反相成者，强调机制容易忽视道德，强调道德又容易忽视机制。当全社会道德水平都很高时，机制的数量和作用就会减少；当机制的数量和作用急剧膨胀时，往往正是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之时。机制和自私的关系就如同道和魔的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斗法还会由于增加交易成本，而使机制成为中国消费不起的奢侈品。美国庞大的立法、司法系统，庞大的律师队伍，就是魔道斗法的巨额交易成本，还不算当事双方的资源消耗呢。事实上，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道德水平的下降迫切呼唤更加细密有力的机制；而更细密有力的机制又进一步淡化道德意识。更糟糕的是，机制的制订者还往往是强者利益的代表者。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既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机制，道德资源又严重流失，走入了“无法无天”荒蛮地带。

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只能从重振道德文化开始。因此，当前中国无比迫切地需要高尚的道德，而不是躲避崇高。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够有高尚的道德，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则善莫大焉。反之，如果各利益集团坚持本集团利益最大化，那么未来中国将难免再一次迎来血光之灾。

这大概就是重提“以德治国”方针的深层原因吧。
五、如何产生道德主动性？

好吧，有人说，我算是明白道德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了。但是，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具有道德主动性的人身上，这就说明道德市场经济只是空想。这样的人怎样产生呢？又怎能设想这样的人会成为社会的多数呢？欧文毕竟是不可复制的啊。

的确，具备彻底的道德主动性的人似乎很少，但并不是没有。纵观历史，无论东西方都曾经出现过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老子、孔子、墨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加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陆游、范仲淹、文天祥，谭嗣同、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如果没有这些日月星辰般灿烂的伟人，人类历史就会成为行尸走肉的历史。

但那只是极少数啊！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过去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但并不意味着将来也只能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左右两翼倒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都以精英自居，都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具备道德主动性。右翼自不待言。左翼的传统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脑袋，亦即老百姓是被利益所左右的，是没有道德主动性的。因此，左右两翼都强调制度，无非一方是强调公有制，而另一方强调私有制。传统左翼常常以为只要改变了所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一切剥削压迫就都会消失。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之时，他们还坚持认为，问题只是出在个别领导人身上，却看不到人心深处的私有观念才是颠覆制度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却相信，具备道德主动性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身居斗室，心忧天下”，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默默无闻地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更有无数普通的百姓不肯同流合污，不愿随波逐流，不被“劣币所驱逐”。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

道德主动性的根子深植于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因此，食色乃动物性，而非人性。人性是理性。正是有了理性，人才会思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才会寻求人生的意义，才会被理想所激动，才会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才会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受到人生的自豪和壮丽。所有这一切都是动物体验不到的。动物只能体验到快乐，人才能体验到幸福。幸福来自理性，来自为目标和理想而努力的过程，来自对自身力量增强的成长体验。诚然，除非死亡，每一个人都有动物性，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但是每人个也都有理性。有的人活着为了吃喝玩乐，其理性是服务于感性的，这样的人无非是高级动物，其理性是工具理性。有的人吃喝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和理想，其感性是服务于理性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理性首先是价值理性。换言之，“心为物役”则为兽，“物为心役”则为人。无论是那些灿若星辰的伟人，还是埋头苦干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是高级动物们所想象的苦行僧，而是有着强烈自豪与幸福感的人，是动物们所不理解的真正的人。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把人的动物性当成了人性，把人的兽欲当成了人欲，开启了一个人越来越动物化的时代，直到反逻辑、反理性、反传统、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点破现代性的主题，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自身感官的俘虏。

实际上，即使在这个兽性猖獗的时代，人性也始终在挣扎，在反抗。每个人也许都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候，我们问自己，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肚子喝伤了胃，图个啥？减肥增白割眼皮，摩丝香水钢丝头，骗谁呢？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何苦来？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命归西都是空，为什么？我们想停下来，但是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好继续跟地那些巴黎模特、中国影星、香港歌皇、美国屁股后面跳舞。什么环境危机，什么信任危机，什么国家兴亡，什么人类出路，统统都是扯淡。人生在世，吃喝玩乐。谁都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

话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几分无奈，几分焦灼。因为虽然尽力想在吃喝玩乐中忘掉一切，但人毕竟不是猪，人会感到空虚。人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到哪里去。用弗洛姆的话就是：“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继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2]这种寻根的力量是人所特有的，是超越现实处境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有人找到了，有人失落了，有人因此而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意义，有人则因此在感官快乐中感受着心灵的痛苦。

道德主动性来自于理想主义。因此，当我们说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时，其实就意味着人人都具备道德主动性。换言之，人们怎样生活不是取决于现实处境，而取决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中国农民也许会被城里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最唯物、最利己的，但是大多数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子（克己、克物欲），无非是为了娶妻生子，再让儿子娶妻生子。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按照生活理想在生活。因此，计划经济固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但是道德主动性的产生却有赖于理想主义的力量。市场经济虽然可以“逼良为娼”，但并不能逼理想主义者成娼，最多是将理想主义者逼成“外圆内方”的“伪小人”。人们今天之所以都越来越奉原子式利己主义为生活准则，是由于亚当·斯密的逻辑深入人心，构造了一个斯密式的“理想社会”。如果人们认识到斯密逻辑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的巨大冲突，必将把人类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成为反斯密逻辑的理想主义者，具备利他主义的道德主动性。这正是人性的奇妙之处，当我们认识到改变自身哲学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产生改变的可能性之日。

六、道德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现在，我们可以阐述道德市场经济的完整内涵了。

道德市场经济并不是以所有制或运行机制来定义的一种经济制度或形态，而是指通过增强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来渐进地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政策主张。因此，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现实合理性，但否定其未来合理性。道德市场经济者批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逻辑，批判一切把市场神圣化的新老自由主义，在当前特别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现实多数人的自私，但否认性恶论，而主张人性的文化论。即现实多数人的自私并非本性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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