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有油水不捞是笨蛋。子女靠不住，夫妻同林鸟。父母当然就是最愚蠢了，又不是我要让他们生，让他们养，他们当年寻欢作乐，生出来让我在这个世界受罪，还想让我赡养他们，没门。但是，这样彻底的自私者恐怕比彻底的无私者还少。现实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是既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利己成份会减少；当社会风气向恶时，利他成份会减少。我们今天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私，实际上与市场经济的“劣币驱逐良币”有极大关系。

那么不要市场经济行不行？看来一时也不行。虽然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弱肉强食经济，但至少还给了弱者以反抗、挣扎的自由和权力。如果计划经济与利己主义相结合形成官僚经济，弱者连这个反抗的权力都没有，对道德的打击也更加沉重。另外，计划经济的决策是单一中心的，而市场经济的决策则具有自主、多中心的特点。在经济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容易成为独裁；而多中心决策容易浪费资源。在道德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不利于培养公民道德主动性；而多中心决策则可以成为多中心间的协调决策，有利于发扬民主，培养道德主动性。也就是说，如果将市场机制的利己动力替换成利他动力，则市场决策将更有利于民主和道德。

现实计划经济的最终失败，归根结蒂是因为自私因素在计划体制内的积累膨胀，即官僚化。在全社会内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靠一部分政党精英贸然实行全局性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计划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两难。事实上，北欧福利国家尽管并未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经济生活中大量环节受控制，干多干少差不多，干与不干差不多，亦已有些道德素质较低的公民趁机搭便车，也有人抱怨个人生活不自由。至八十年代后，这些情形成为右派反攻的极好借口。福利社会正面临着考验。

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实行计划经济，取决于该社会道德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取决于具备高道德素养者在经济调节或控制中的地位。以我们现存的道德资源，不足以支撑计划经济的运转——即使是民主的计划经济，而只能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正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问题是，我们从计划崇拜一下子走到了市场崇拜，对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倾向不加限制，对市场逼良为娼的道德破坏作用不加提防，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弱者地位缺乏清醒认识，因而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泛滥成灾。更严重的问题是，肩负市场调控责任的政府部门并不总是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反而常常利用职权与市场力量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使弱势群体更加走投无路。如果说以前是官僚计划经济的话，那么现在也许可以称作是官僚市场经济。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社会，道德资源的配置也挺符合市场机制。当道德资源十分稀缺时，这部分资源就会自动收缩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思想和政治领域，对市场力量起有限的牵制平衡作用，例如倡导制定若干防止强者过度剥夺弱者的机制，迫使强者公开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或者允许弱者集体谈判，减少力量不对称，等等。我想，这就是西方精英主义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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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597-60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2] 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603-60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3]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611-62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三联书店，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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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与道德

还在十九世纪末期，当洋务运动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翘首西望，寻求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之道，就已经看到了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这一套政治制度。于是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倡议民主，推翻了大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持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这套政治制度搬到了中国。然而，中国政治文化崇尚实力政治，临时约法很快被袁世凯扔到一旁，议员们也都被袁氏威逼利诱收服，随后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孙中山等人只是做了一次知识分子的民主梦。由此可见，民主制度既需要一个各派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又需要有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当矛盾冲突激化时，冲突各方不诉诸武力，而诉诸宪法，方能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文化就包含了道德约束，就与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区别。拥有武力而不诉诸武力，对于强势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因此，西方并非只有机制，没有道德。在西方政治机制的形成、维护、执行和改善过程中，都渗透着尊重民主与法制的文化与道德。从先后顺序上来说，是文化和道德在先，政治机制在后。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然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激烈的内外矛盾容不得纸上谈兵，崇尚实力的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逼得被压迫者在枪杆子里寻找出路。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寻求民主与法治之路。但是由于文革过于强调道德，反思文革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怕人人都是流氓，就怕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一套完善的政治机制虽然不能使社会达到最优，却可以防范社会变得最坏，虽然不利于道德高尚的领袖施展才能，却能够防范坏人作恶。这样的经济机制是市场经济，而这样的政治机制便是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一共识历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旦这一共识被推向极端，大家都相信“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则又会落入新的历史误区，又会被迫付出新的历史代价。其实，人们在思考社会历史时，总是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经验、阅历、知识和道德作为参照系。在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思考者的道德水准还普遍比现在高。在他们所设想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机制中，当事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更有像“自己”这样的人，只要有社会平均道德水平，就可以形成相互制约，共同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道德似乎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全国上下响彻了“以法治国”，道德建设则被当作“极左”、僵化扔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二十多年后人们却发现，虽然人们的人身自由有了法律保障，言论空间也有所扩大，无法可依的现象减少了，法治意识增强了，但道德却沦丧了。其结果是，相互牵制变成了层层合谋，在许多地区，各级各部门合谋贪污，合谋受贿，合谋走私，合谋消脏灭迹，合谋分享利益。机制非但没有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反而使最坏的事情不断蔓延。有人可能会说，这还是机制不健全。如果两党竞争，如果三权分立，如果新闻自由，那么贪污腐败现象就会受到阻遏。但是，这仍然以各党、各派、各机构和舆论界有健康力量为前提。否则，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两党合谋，三权合谋，新闻记者傍权力、傍大款现象呢？美国十九世纪后期被马克·吐温嘲弄为“镀金时代”，两党政治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分肥政治”，官商不分，以权谋私，贿赂公行，平衡、制约和监督机制形同摆设。解决“分肥政治”的，是一批有社会良心的记者、作家，是社会进步运动。如果彻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社会批评家的最聪明策略是狐假虎威，靠着更高一层的权力批评下层权力，既博得掌声，又博得金钱。这正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某些人的生存之道。

从哲学上看，机制与道德是一对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矛盾。所谓相辅相成者，良好的机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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