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地说，就是被骗了之后，转身去骗别人；被强者打了以后，转身又去打弱者。如果有人恪守道德准则，不欺压弱小，那么自己就会成为单纯的被欺压者，就难以生存。从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市场经济使缺德者打败有德者，因此，市场经济是内在地无道德的，而不是亚当·斯密对自利的辩护使市场经济变得无道德。

然而，市场经济内在无道德，并不是意味着道德不可以进入市场，道德一定会被市场经济排斥出来。这取决于道德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强弱对比。当道德力量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制定规则，限制市场过度欺诈、投机，限制大资本操纵市场，以及鼓励弱者联合争取正当利益，市场交易就会比较公平，两极分化速度就会比较缓慢，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比较快，例如欧美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即如此；当道德力量比较弱小时，比如七十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渐渐摆脱国家力量的制约，全球金融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工会被摧毁，福利被削减，两极分化程度提高了一倍多，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却放慢了一半。道德和市场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折点就在于对斯密逻辑的不同评价上。当斯密逻辑遭到批判时，道德力量就开始占上峰，例如罗斯福新政对于胡佛旧政；反之，当斯密逻辑成为主流时，市场力量就开始会占上峰，如里根—撒切尔革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不仅如此，当道德力量进一步强大时，市场力量就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例如丹麦、挪威、瑞典被称为制度化福利国家。在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民主党执政下，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其财政开支占GNP的比例逐渐上升到60%左右。三国公民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不用担心失业、疾病、灾害，也不用担心交不起学费，交不起房费，人均住房面积占世界首位。社会公平程度超过当时的苏联，甚至超过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的中国。虽然生产资料仍为私人所有，但由于实行陡升的高额累进所得说，政府部长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体力工人税后收入比仅为2：1，基尼系数仅为0.2略多。如此公平的社会却并没有如西方经济学所想象的培养懒汉，失去动力。北欧三国失业率欧洲最低，但经济增长率却居欧洲之首，当然也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是道德力量强大，而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力量强大。但是，如果北欧各国执政党领导层和普通公民都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钻福利制度的空子，那么无论那项制度都会很快漏洞百出，被北欧各国资产阶级抓住把柄，逐一击破的。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上台执政，固然得益于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然而，他们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连续执政，并在八十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仍然成为与保守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却得益于全社会道德力量的支撑。我曾经奇怪，在全球化浪潮下，瑞典的跨国公司为什么还愿意留在瑞典交高额累进所得税。后来，瑞典绿党的一位议员向我解释，民主和福利使瑞典人产生了很强的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包括大老板们也不是唯利是图。他本人身兼欧盟议会议员，工资远远高于瑞典议员，他主动将高出部分工资交给绿党。

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只是政府取得了干预市场的道德合法性，政策及制度设计者要有道德，公民个人还可在受限的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第二种情形中，政府设计的是一整套需要公民道德水平配合的市场机制。当道德力量继续增强时，还有第三种情形，即部分公民具备道德主动性，“出污泥而不染”，处自私之境而谋利他之道，有改造世界之情怀。这样的人大多集中在思想、政治领域（因此道德介入市场的前两种方式都与政府的强有力作用有关），但也有时候出现在企业界，如十九世纪的英国纺织工厂主欧文，中国南街村王宏斌等。他们与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行们处于直接竞争之中，不仅没有被击败，而且还获得了胜利。其基本标志是，他们生产的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工人工资水平高于同时期其他工厂的水平，企业扩张有力。这类企业胜利的奥秘恰恰在于反斯密逻辑，在利他性的合作中实现了自利，即过去中国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常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由于采用利他原则，企业内部管理费用（亦即新制度学派所谓交易成本）可以极大降低，而工人产生的积极性可以极大提高，因此效率远高于采取利己原则下的分工合作。同时，由于采用利他原则，收益的分配就会相对公平。斯密论述扣针生产的分工合作时，假定工人出于自利进行分工合作，实现了效率。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即使有细密的分工，但如果工人感到工场主的严重剥削，则效率会大大下降，有时候甚至会破坏工具。这正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斯密所观察到的高效率扣针生产厂，很可能同时是分配比较公平，工人不在各自岗位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厂。斯密实际上是把利他因素和利己因素相结合产生的效益单纯地归结为利己因素的功劳了。

从理论上来说，欧文和王宏斌模式是可以被复制、被遗传的。但当欧文试图在美国办新协和村，复制其在英国的经验时，却惨遭失败。这是为什么？我看，这是因为欧文也有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制度迷信（这也难怪，连马克思都有制度迷信，以为只要有了公有制，人间罪恶就会消除）。他以为，只要把他在英国的制度加以总结完善就可以到处复制了。事实上，欧文模式的可复制性不在制度上，而在于欧文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否可以被复制。如果可以，则市场经济就能从缺德市场经济渐变为道德市场经济。

三、市场经济与人性

有人可能会说，欧文这样的人毕竟是社会的极少数。自私是人性的本质。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说，无非是人们给自己开脱的遁词。在这一前提下，没有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能比市场经济更合理。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科学发明如雨后春笋，财富增长如大潮涌流。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神话都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且，据说纽约的穷人比北京的知识分子过得还好呢。

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实市场经济的并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已经包含了反市场的调节与控制在内，包含了倡导、设计、执行调节与控制的道德因素在内。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纽约的穷人恐怕和中国的穷人一样穷。失去反市场力量制约的全球化就可能恰导致这一结果。其次，财富的增长与其说靠市场机制，毋宁说更是靠科学，靠自然资源。单纯就财富增长而言，计划体制其实更加有效。苏联七十年，或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都不亚于甚至高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西方。随着自然资源的耗竭，市场经济恐怕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财富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与安宁，带来友谊与信任，带来激情与希望。“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的现实使人人画地为牢，眼界和心灵都变得更加狭隘、肤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但谁都不会否认的确有人无私。从逻辑上讲，只要有一个人无私，就不能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其实，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定义的自私者却也是极少数。什么叫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即时的、物质的、感官的利益最大化。远期的利益具有不确定性，非物质、非感官的利益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同情心会引起物质或感官利益的损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感激或报恩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流芳百世就是不个人利益最大化；养育子女、赡养父母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遵守规则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吃苦耐劳当然更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有空子不钻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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