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这种经典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现代化社会革命的精神成果，但在20世纪末却被置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在转型国家中，俄罗斯和捷克是奉行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型政策的代表性国家。曾经被称为捷克转型的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捷克前总理克劳斯，他在1990年上半年率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使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公司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实现萨克斯所言的“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轰动性的胜利。随后，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剧变后，也都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主张采取激进的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转轨战略与政策。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中，政府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政府所实行的失误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沉重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执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
五．“后共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由于转型国家在第一个10年的实践、以及一些国家转型的失误甚至失败，所以国际上对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效果进行批评性探讨，成为21世纪初转型经济研究的一个趋势性动态。国际学界对于实现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及其最佳方式的研讨，再次引发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与争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际上和俄罗斯的学者，都在反思来自转型10年的教训、特别是对俄罗斯前10年的经济转轨进行经验的总结。美国和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国际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前10年经济转轨的政策是失败的。在他们的分析看来，导致俄前10年转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俄政府所推行的从西方“引进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渊源的激进转轨政策。

“后华盛顿共识”的问世。最先抨击“华盛顿共识”弊端的是美国学者，曾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他对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估，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对转型国家的误导进行了批评，也对包括“华盛顿共识”在内的“标准的西方建议”的简单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这些失败的更深层原因，是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国际著名学者热若尔.罗兰指出，“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由于“华盛顿共识”的不佳影响与后果，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对于转型问题进行了新的立论，它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而得到响应。当然，也存在着一些来自当年“休克疗法”政策设计者和推行者的辩解。前述曾经主张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些人，对于“华盛顿共识”政策失败的解释包括以下几点：1，认为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休克疗法”政策，没有能够得以充分实施，在价格和贸易自由化政策方面实现的不够完全；2，精英们的腐败行为使得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贯彻。例如，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一些观察员们都认为，前苏东国家前10年转型失败并非由于“坏的政策”，而是由于任用亲信的结果；对此反驳的观点认为，用腐败来修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是不恰当的，因为腐败恰恰是这一政策的产物。3，针对大量批评者关于政府管理能力被削弱的现实，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者辩解说，这些转型国家缺乏国家对基础制度的支持，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缺少市场经济的制度支持。

总体看，国际学术界对于来自俄罗斯等国转型看法的共识多于分歧。这里，“共识”可以概括为：“超越华盛顿共识”和不断形成的“后共识”。[15] 它们的基本要点是：

1，超越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重新思考和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现在，由于中国转型的成功和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失败、俄罗斯等国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增长的滞后性等问题，促使各国和经济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转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前些年新自由主义学说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观点，以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为首的一批学者提出，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充分和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失灵是一种常态，所以，国家干预必然会存在。 “转型可以被看作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完美合作的持续的寻求(其实永无止境)”。而且，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干预的问题不在于干预的多还是少，而在于干预是否得当。

2，提出市场经济的制度支撑（institution underpinning）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转型结果所带来的教训之一是，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以适宜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这个国家则不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俄罗斯等国转型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不产生过多经济社会混乱的前提下，平稳地实现制度变迁。更为复杂的是，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必须保持人们对转型的政治支持。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恰恰与制度变迁的这种不确定性发生悖论，从而使社会动荡难以避免。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大规模制度变迁及其变革特点，不仅强化人们对完善“转型制度”、对政治经济相互作用如何促进制度转型、对构建通向更为成功的制度的思考，而且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各种组织结构与制度的互动互补的兴趣，以及对比较经济学的新探索。

3，充分肯定渐进-制度（或称演进制度）观点。国际上一些学者批评“华盛顿共识”的错误政策，认为正是这一政策，导致俄罗斯等国一些领域的重大意外，例如产出的大幅度下降、国有资产被侵吞、利益集团的强大、黑手党和普遍的犯罪等等。一个得到多数学者肯定的观点强调，“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不是经济转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激进的休克疗法政策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方式，只能造成过渡时期经济控制的制度真空，经济大幅度衰退。这一点，正是前苏联和中东欧市场化转轨起步时的最大政策失误。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著名学者格.科勒德克指出，“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为了说明和对比“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美国和国际上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并肯定了中国被称为的“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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