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个问题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约束条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设计。按照热若尔.罗兰的解释，当年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施莱弗等人的论述，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的主要依据不是经济目的的而是政治考虑，除了已经选择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当时都将被政治程序所否定。[7] 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萨克斯在1990年曾经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没意识到，当时“除了黑帮成员和党任命的经理外，有足够资本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寥寥无几”。因此后来，萨克斯提出采取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们拥有企业股份。盖达尔和丘拜斯等试图通过这种加速的私有化方式，来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

今天看，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并未能缔造出当年所设想的企业家阶层及出现私有经济带来的高效率。而是：（1）国有资产大量流向官僚垄断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使私有化能够大大增加国家预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给俄财政带来的收入却少之可怜。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性。他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犯罪事实”。他还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据俄联邦国库管理局的统计，在1992-1996年的5年间，俄私有化上缴的预算收入合计为8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8]（2）“私有化更准确地說，就是腐败化”。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一旦市场放开后，私人经济基础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但是，另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就会出现：腐败和犯罪对私有生产者的掠夺。私有化所造成的腐败，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推进改革的两个方面，都始终引发人们的担忧。与私有化的腐败相关的就是俄罗斯由政府官员中产生的所有者阶层。（3）俄罗斯的现实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国际上和俄国内所受到的指责、批评和抨击最为强烈。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反思时也承认,“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9]　但是，俄国领导人往往用世界银行的要求，压制人们对私有化的批评。

4，“西向化”思想的产生与现实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俄罗斯等国试图实现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西方坚持建议俄罗斯采纳其民主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改革者如盖达尔等人，迷恋并且不顾俄国的现实照搬自由主义思想。萨克斯坚持认为，转型国家“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10] 西方国家在传授其理论、学说和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价值观传授给俄罗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转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而言，鉴于俄的体制遗产、文化传统、制度基础等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天壤之别，包括许多条文与规则也是这样。所以“并不存在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捷径”。 特别是，俄罗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被简单化为仅从形式上参用西方的法律、条文和规则。例如，俄在转轨初期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被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俄罗斯照抄了盎格鲁- 萨克逊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却不能实施这些法律”，所以后来在普京时代, 转轨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条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订。

四．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传播的渠道：政策制定与推行是主渠道

在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 “休克疗法”转轨政策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得到推行和传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并推行了错误“休克疗法”的改革政策。在叶利钦时代，激进民主派政府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人。当时的叶利钦政府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政策，其原因在于：由于俄罗斯市场改革几经失败，俄政府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因此积极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的经验。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其多方面的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罗斯等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如前所述，对于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12]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采取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中，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在过去的10多年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的国家政府用于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践。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被广泛运用于指导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俄罗斯，一方面，当时，“休”式的激进转轨政策，与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丘拜斯和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 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俄罗斯，迫于当时国内的经济恶化、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接受西方价值观）。这使得俄能够顺从西方国家倡导的转轨政策，采纳并推行“休克疗法”，以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就成为俄国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一种载体而能够迅速传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

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就逐渐流行，并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被作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13]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和传播，是影响俄罗斯等国转轨政策的外部因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向全球扩张的一种结果。早在1990年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学者约翰. 威廉姆逊在就会议讨论内容进行总结时指出，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在本会议上已达成共识。[14] 这乃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由于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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