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市场价格，转移价格就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估计。
实际中典型的做法是成本加成；有时候，可以让购买部门与销售部门自由地讨价还价（Eccles and White, 1988; Shelanski, 1993; King, 1994）。但是，任何人工的或替代的转移价格怎么说也比实际市场价格包含的信息更少；罗斯巴德（1962, p. 547）非常注重这一点，认为这种替代价格“只是一个随意的符号（arbitrary symbol）”。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成本加成和部门讨价还价——译者），依赖于这些价格的企业都会遭受损失。“若不能计算出价格，企业便不能理性地把要素和资源从一个阶段（或部门）配置到另一阶段（或部门）”（p. 547）。使用缺乏外部市场参照而在内部交易的中间产品，将导致降低组织效率的扭曲。这是现代经济组织理论中缺失了的精要，即一个更高的边界：企业在内部交易的所有商品都必须有外部市场。换句话说，没有企业能够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中间产品的唯一生产者和使用者；因为在那样情况下，不会存在基于市场的转移价格，企业不能计算部门的利润和损失，从而不能在各部门间正确地配置资源。如罗斯巴德所述：
由于自由市场总是倾向于建立最有效的和最有利的生产型式（不论针对商品种类、生产方法、要素配置，还是针对企业规模），所以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资本品的完全垂直一体化决不会形成于自由市场（在最初的水平之上）。对于每一种资本品，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市场供企业买卖该资本品。显然，这种经济法则为自由市场上任何特定企业的相对规模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最大限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各种资本品的生产阶段和复杂性的增加，经济计算甚至变得更重要了。因此，维持发达经济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为所有资本和其他生产者的商品保留市场。（pp. 547-48；黑体原加）
像中央计划经济一样，企业需要市场信号来指导其行动；没有这些市场信号，企业便不能生存。注意，一般来说，罗斯巴德描述的只是企业的最高边界，而不是扩大企业活动的附加成本（当存在外部市场参照时）。然而，一旦企业的扩张取代了至少一个外部市场（指某一个中间品外部市场——译者），经济计算问题便会出现。当越来越多的外部市场消失时，这种计算困难变得愈加严重，因为这时“不可计算的无序小岛膨胀到大块陆地那么大。随着不可计算性的领域增加，非理性、不当配置、损失、贫困等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p. 548）。换句话说，企业受到内部配置商品的外部市场存在程度的限制。若没有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企业就必须依靠相对成本较高且没有效率的方法去确定自己的会计价格，以完成内部计算。  
重要的是，在《人、经济与国家》（p. 548）中，罗斯巴德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讨论，明确指出这两个问题是内在相通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计算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因为一个代理人拥有和指挥着所有资源。在1976年的论文《路德韦格•冯•米塞斯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中，罗斯巴德对此作了扩展，他解释道：
有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了的领域，在那一领域里，米塞斯关于经济计算的分析需要被扩展。因为在深远意义上，这一理论根本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反，它适用于任何这样的情形：一个集团对生产工具的控制已遍及一个巨大的领域——或者，在严格意义上，遍及整个世界。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主义问题来说，这种统一控制是来自社会主义的专制剥夺，还是来自自由市场的自愿过程，都无关紧要。米塞斯理论集中考虑的并不是政府相比于逐利的市场过程而存在大量的非效率，而是资本品市场已经消失的事实。这意味着，正如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一样，没有一个大企业能够拥有和控制整个经济。米塞斯的分析适用于任何这样的情形：资本品市场在一个复杂的产业经济中已经消失，无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是因为大型兼并而成为单个大企业（One Big Firm）或单个大卡特尔（One Big Cartel）。（Rothbard, 1976, p. 75）
米塞斯的分析因此适用于特定资本品市场缺失的任何情形，因为这时企业已变得非常大，以至于成了该资本品的唯一生产者和使用者。如前所述，这种企业是不能生存的。
令人吃惊的是，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扩展在奥地利主义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尽管这种观点在《人、经济与国家》（p. 536, p. 543, p. 547-48, 和p. 585）中出现了四次，并且在1976年的论文中又出现了。  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发展和精炼，这将是一项有益的研究，因为关于企业规模的现代文献对组织的限度缺乏一个充分的解释。罗斯巴德的分析还意味着商业战略领域里的一种研究思路：所有其他情况相同时，在长期来看，能够利用基于市场的转移价格的企业，将比利用行政的或内部协商的转移价格的企业，表现得更好。  但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很少，尽管可能出现一个“奥地利主义战略学派”（Jacobson, 1992）。然而，已经引起极大关注的相关问题是，很难在各部门之间分配一般管理费用或固定成本。如果一种投入品基本上是不可见的（或不可排他的），那么就无法计算某一特定部门所使用的那部分投入品的机会成本（见罗杰森[Rogerson]1992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因此，一般管理费用高的企业相对于能够在各业务单位间更精确地分配成本的企业，具有劣势。事实上，在成本会计文献中，已有人开始讨论“市场模拟会计”（Staubus, 1986），认为企业可以基于观测到的市场价格和相关信息，通过市场模拟会计去确定某一价格，使其等同于资产在活跃的市场上交易的价格。企业规模限度问题上的罗斯巴德主义观点意味着，市场模拟方法将会成为一种有用的会计技巧。
罗斯巴德在1976年的论文中讨论企业规模限度时，采纳了明显的科斯主义框架。罗斯巴德说他自己的分析方法
可以扩展科斯教授对企业规模的市场决定因素的著名分析（或者说，对企业使用内部计划与使用交换和价格机制的相对程度的著名分析）。科斯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具有递减的收益和递增的成本，用他的话说，这导致了自由市场系统中的一个“最优的计划数量”。我们要补充的是，只要资本品市场开始消失，内部公司计划的成本就立即变得极高（prohibitive），所以自由市场最优永远不会是一个大企业取代全世界的市场，也不会是任何特定市场的消失从而那种产品或资源的经济计算的消失。（Rothbard, 1976, p. 76）
这值得注意，因为甚至到了1972年，科斯仍然在说他1937年的论文“引而不用”（Coase, 1972, p. 62）。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在1972年才发表，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一书在1975年才出版。因此，罗斯巴德也是扩展科斯主义观点的最早的作者之一。 四、经理自由决断与金融市场  
如上所述，当前对现代企业理论的许多研究都集中于代理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经理能够采取自由决断的行为？可以设计什么规则或机制去结合经理与所有者的利益？若没有有效的规则，经理将采取什么行动？早期的应用是所谓的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争辩道，现代企业不是由股东这样的所有者经营，而是由拿薪水的经理经营，经理的利益包括执行官额外津贴、声望之类的报酬，这与股东的利益不同。如果公司股票被分散持有，那么单个股东便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耗费成本地）监督经营决策，因此自由决断得以盛行，导致企业市场价值的损失。
亨利•曼恩在《吞并与公司控制权市场》一文中的回答是，只要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的自由决断就会受到限制。当经理采取自由决断的行为时，企业的股价将下降，导致接管及随后对在职经理的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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