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理论解释越来越多了，并且大都把企业看作一种管理结构。如果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协调企业的活动，企业便会成功；如果经营者不能有效地在人和投入品与当前技术和市场之间进行协调和匹配，企业便会失败。处于企业最顶层的是企业的股东、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些关系失调了，企业就很可能跨掉。  
在这种新的导向下，经济理论在财务、会计、管理及其他领域里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些领域以前被置于经济学视野之外。
三、经济计算与企业规模的限度
不幸的是，关于企业理论的经济文献尽管日益增加，但大多集中于市场交换的成本，而很少注意内部交换的成本。然而，这种新研究必须对企业规模限度提供一个圆满的解释（Williamson, 1985, chap. 6）。用科斯的话说，“为什么企业家不多组织一项交易或少组织一项交易？”或者，更一般地，“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生产都在一个大企业里进行？”（Coase, 1937, pp. 4243）。企业限度的理论也许是新的组织经济学中最困难和最欠发展的部分。现有的合约解释依赖于权威和责任问题（Arrow, 1974）；剩余所有权引起的激励扭曲（Grossman and Hart, 1986; Holmstrom and Tirole, 1989）；以及在企业内部仿造市场治理特征的成本（Williamson, 1985, chap. 6）。通过应用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定理，奥地利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明显的贡献。罗斯巴德已经阐明，根据实际价格进行经济计算的需要，不仅解释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央计划的失灵，而且给出了企业规模的最高边界。
（一）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一个短评
为了理解米塞斯在那场计算辩论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争论不是专门（甚至不是主要）针对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资本品价格的作用。企业家基于未来价格的预期和当年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而作出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为了获得利润，他们需要所有价格信息，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信息，而且包括生产要素价格信息。若没有资本品市场，这些商品便没有价格，企业家因此无法对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作出判断。简而言之，资源不能被有效率地配置。因此，在任何环境下——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只要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该要素的潜在使用者就不能作出理性的使用决策。从这种角度看，米塞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有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然而，由于学者们对米塞斯的“真正所指”存在不同理解，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那场辩论作一简评。
根据标准的解释，  在1920年以前，社会主义理论家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中如何运行，他们大都听取马克思的忠告，回避了那种“乌托邦式的”思考。后来，当时主要以金融理论家闻名的米塞斯发表了他那篇轰动性的论文，后来被翻译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经济计算》（1920）。  米塞斯声称，若没有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就无法评价各种生产技术的相对效率，从而无法作出决策。米塞斯争辩道，即使存在消费品市场，中央计划者也不能把有意义的价格“归因于（impute）”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这预见了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简而言之，若没有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催生价格，即使最具奉献精神的中央计划者也将发现，根据消费者需要去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
在整个1920年代及1930年代初，米塞斯的观点成为德语文献中激烈争论的焦点。人们最终一致认为，米塞斯至少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离不开货币和价格这类东西，没有可行的方法根据劳动时间之类的标准去确定价格，早期社会主义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但维尔弗雷德•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和他的追随者恩瑞克•巴罗恩（Enrico Barone, 1908）证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错误，因为让系统“有解（determinate）”所需的需求和供给方程的数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都存在。如果计划者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关于偏好和技术的必要信息，那么他们就能够大体上计算出最终商品的均衡配置。
然而，对米塞斯最重要的回应是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 1929）、H. D. 狄根森（H. D. Dickinson, 1933）、阿巴•雷勒（Abba Lerner, 1934）和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1936-37）发展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或“数学解”，这一回应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在市场社会主义系统中，资本品是集体财产，但个人可以自由地拥有和交换最终产品和服务。系统将如此运行。首先，中央计划委员会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任选一组价格。在那些价格上，各类国有企业的经理被引导去生产一个最优产量，使每一最终商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价格，然后再选择一个使该产量下的平均成本最小的投入组合。然后，允许消费品价格波动，并且中央计划委员会根据最终产品的短缺和过剩调整资本品的价格。于是，通过一个基本上等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经理那样的“试错”过程，资源将根据供给和需求进行配置。一般认为，Lange的贡献在于他阐明了，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与资本主义同样的生产效率，因为社会主义计划者“可以像市场系统中的企业家那样，从社会化的经济系统中准确接收同样的信息”（Heilbroner, 1970, p. 88）。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回答了米塞斯的计算问题，而且可以看作是回答了哈耶克（Hayek）和里昂•罗宾斯（Lionel Robbins）所提出的“可行性（practicality）”观点。哈耶克不再集中于计算问题，而是集中于知识问题，从而改变了争论的内容，这体现于他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Hayek, ed., 1935a）论文集中的贡献，这一贡献后来在他的论文《竞争解》（1940）、两篇名著《经济学与知识》（1937）和《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1945）以及罗宾斯的《大萧条》（1934）一书中得到了扩展。在哈耶克和罗宾斯看来，社会主义组织的失灵是由于机制设计问题，因为计划者不能获得关于消费者偏好和资源可获性的完全信息，从而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更进一步，即使计划者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这些资料，也需要花几年时间去计算现代经济中的数百万种价格。兰格-雷勒-泰勒方法声称通过试错可以解决偏好显示问题，因此实际计算是不必要的。 
随着市场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正统脉络（orthodox line）”，这在阿博拉姆•博格森（Abram Bergson）的著名综述《社会主义经济学》（1948）中，以及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 pp. 172-86）一书中得到了完整的总结。根据这一脉络，是米塞斯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但他仅仅遭到帕雷托和巴罗恩的反驳；然后哈耶克和罗斯巴德“撤退”到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能够计算，但实际中的信息问题将使这一计算太困难；再后，市场社会主义者证明，计划者可以采取试错方法，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因此，争论还在继续，经济理论本身不能对中央计划有效性作出任何结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必然是纯政治性的。
（二）计算与激励
随着激励和信息理论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正统脉络近几年来有所修正。现代激励和信息理论的典型观点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两种系统中不同的激励特征。中央指挥型系统被认为比市场系统具有更高的代理成本——经理自由决断、偷懒等（比如，Winiecki, 1990）。其实，兰格自己就警告过，“社会主义真正的危险是经济生活官僚化的危险”（Lange, 1936-37, p. 109；黑体原加）。
然而，如本文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计算辩论主要还不在于代理和经理激励问题（Rothbard, 1991, pp. 51-52）。激励问题早就被认识到了，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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