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表述为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谁去丢垃圾？”或者说，每个人都“根据其需要”而得到补偿，有什么激励使人们去干那些又脏又讨厌的活呢；或者，由于所有劳动都是不愉快的事，劳动的激励是什么呢？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自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将带来人性上的变化。在劳动者的天国里将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人”，他们乐于助人，劳动激励来自伙伴的需要。借用奥利弗•威廉姆森（1991, p. 18）在批评晚近的社会主义思想时所用的术语，这些早期的理论家似乎假定“国家机构已废除了机会主义”。经验已表明这种想法是天真的。
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并不在于众所周知的激励问题。  姑且假定，在中央指挥下和在市场系统中，每个人都同样地努力工作。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中央计划委员将发布什么样的确切指令。委员会必须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和服务，每种产品和服务生产多少，生产每种最终产品需要什么中间品投入，等等。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生产是多阶段的，资源配置依赖于资本品货币价格的存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价格形成于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动态竞价过程。这一过程不能用投入-产出分析、计算机模拟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人工市场来加以复制。米塞斯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这些要素的有意义的价格，以便在许多可能的要素组合中作出选择。“如果不使用每时每刻在市场上被决定的货币价格结构，以对生产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计算和比较，那么人脑只能考察、评价和指挥像原始家庭经济那样小范围的生产过程”（Salerno, 1990, p. 52）。
计算与激励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因为关于组织设计的现代经济学文献——从企业规模的交易成本解释，到官僚科层的公共选择理论，再到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软约束”（Kornai, 1986）的最近研究——主要集中于激励问题（可能受到兰格关于官僚科层的著名警告的启发）。激励理论研究的是，在一个特定关系中，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去做合乎委托人意愿的事。然而，米塞斯的问题不同：委托人如何知道告诉代理做什么？也就是说，应该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投资？哪条产品线应该扩张，哪条产品线应该收缩？计算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意味着，当组织大到足以使所有活动都在内部进行时——以至于没有外部市场作为参照——将同时面临计算问题和激励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社会主义提议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问题基本上是无关的。这正是米塞斯自己在《人类行动》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Mises, 1949, pp. 694-711）。他在书中抱怨说，市场社会主义者——以及所有的一般均衡理论家——误解了“这一经济问题”的本质。兰格、雷勒和泰勒主要关注的是消费品定价问题，而现代经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资本结构：即，资本应该以什么方式被配置到各种活动上？米塞斯争辩道，市场经济的驱动力不在于“管理（management）”——经理在给定框架内执行明确任务——而在于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正是投机、套利和其他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活动决定了管理工作的内容。是企业家而不是经理，活动于资本和货币市场，成立和解散公司，创造和废除生产线，等等。但这正是市场社会主义想要废止的活动。换句话说，在激励很重要的时候，社会主义不能维持的高能激励不在于管理领域，而在于企业家的预见和决策。
有人对米塞斯的观点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会像与企业利益唇齿相关的私人企业经理一样地“玩市场游戏（play market）”。这可能是米塞斯的观点。但米塞斯主要关心的却是，企业家没有获准“从事投机和投资”（Mises, 1949, p. 705）。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下属经理（代理人）的激励问题，对他们来说要解决的问题是给定的，而是投机者和投资者（委托人）的激励问题，他们决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兰格、雷勒和泰勒以严格静态的新古典视角来看待市场，这时所有的系统参数都被给定，剩下的只是一个计算问题。其实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利用经济计算——使产业增长和萎缩，导致新的、不同的生产方法被尝试，另一些生产方法被放弃，不停地改变可获产品的范围。在私人财产所有权缺失的情况下，损失掉的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而不是代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励。
事实上，像前苏联经济那样的传统的指令型经济，看来只能模仿市场经济从前已经完成了的那些任务；而不能确定和执行最初的任务。
当中央的优先任务涉及快速赶超时，[苏联]系统特别有效，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参照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去解决知道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如何做、是否被正确地做了等问题，可以利用杰钦科隆（Gerschenkron）所说的……“劣势（backwardness）的优势”……伴随这些优势的是系统内在的本质缺陷。当系统追求几个优先目标而不顾次要领域里的牺牲和损失时，最终负责的那些人不能知道这种成功是否值得。中央当局缺乏信息和实物能力去监督所有的重要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然而，给定该系统的逻辑，只有他们才真正有兴趣去了解这些成本。（Ericson, 1991, p. 21）
不通过经济计算，便无法确定任务是否已被有效率地完成。因此，没有实物和金融资本市场——其决定将要完成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已被充分地完成——经济系统便难以产生新事物，从而必须依赖于外部参照去确定做什么。当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可以参照世界市场价格去确定他们内部买卖商品的隐含价格（Rothbard, 1991, pp. 73-74）。用米塞斯的话说，这些经济
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系统。它们运行于价格体系仍然有效运转的环境中。它们能够基于国外价格进行经济计算。若没有这些价格的辅助，它们的行动将变得盲目和无计划。如果它们能够计算、记帐以及准备它们常谈到的计划，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参照这些国外价格。（Mises, 1949, pp. 698-99）
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企业的情况类似：需要外部市场价格去计划和评价它的行动。
（三）罗斯巴德与组织的限度
罗斯巴德对企业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把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的分析扩展到垂直一体化和组织规模的研究。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写道，达到某一点时，企业规模决定于成本，如教科书中的模型所示。但是“最终限制企业相对规模的是，针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存在市场，这样企业才有可能计算其利润和损失”（Rothbard, 1962, p. 536）。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隐含成本”的概念。要素服务的机会成本的市场价值——即罗斯巴德所说的“隐含收入的估计”——只有存在那些要素的外部市场时才能被确定（pp. 542-44）。例如，如果企业家自己管理他的业务，那么企业的成本中就必须包括他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果企业家不能度量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那么他的平衡表将更加不精确。
在具有多阶段生产的企业中，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大型的一体化企业被典型地组织成一些半自主业务单位或“利润中心”的集群，每一单位或部门专业化生产某一特定的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利用各业务单位的隐含收入（这可在部门利润和损失的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在各部门之间配置实物和金融资产。盈利多的部门被扩张，盈利少的部门被收缩。假定企业的一个上游部门向一个下游部门出售中间产品。为了计算部门盈亏，企业需要一个关于该要素的有经济意义的“转移价格”。如果该要素有外部市场，那么企业就可以用那个市场价格作为转移价格。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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