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权的统一。从而使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孕育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4)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有“振赡贫乏”的历史传统，《四民月令》中就有比较具体的记述。封建地主的这种个人行为一直延续下来，与封建社会相终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的这种个人行为并发展为集体行为，主要表现为义仓、社仓和族田的设立。义仓和社仓之设始于隋。宋以前是归官经理，宋以后由民间经营。其积谷来源，清代以前，有按户、按亩、按丁等不同方式募集粮食。从清代起，主要是由“官绅士民捐输米谷”。官府虽有些贴补，但主要是由地主出资。他们的积累，在此是转化为社会生活基金与生产投资[21] 。
　　封建社会，农民经营规模小，积累少，难以抗拒天灾人祸。“中稔之岁，固皆足以自给。小有水旱，即多不能自存”[22] 。经过赈济与赈贷，“人得斗米以延于青黄不接之时，即生路矣”[23] 。商品农作物发展地区，粮食种植相应减少，其作用更为显著。这种以社会救济为内容的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封建国家的荒政相配套，当然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稳定与延续。
　　此外，封建地主还有以“善举”为名的地方交通事业的投入，如出资整治河道、建桥修路等等，这与经济发展也关系密切，也是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
　　地主制经济依靠地租的运行来维持。地主制经济的盛衰，不在于地租的剥削程度，而在于地租的良性运行，即地租的有效利用，和再投资的良好效益。用于生产或用于消费，其社会作用肯定会是不一样的。封建地主用于上述各项投资的数额，是无法计量的。但是可以肯定，在庞大的地租总量中，地主用于消费的部分终究有一定限度。他们总会把相当多的地租用来购买土地，和用来支付上述各项投资，以谋求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在地租总量大体确定的情况下，地主的投资规模，要取决于它分割为积累基金和地主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地租总量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租总量必然增加，即使它分割为积累基金和地主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不变，积累的规模就会扩大，个人消费基金也会增多。在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中，封建地主投资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三)
　　农民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劳动者。封建经济的发展，关键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封建地主又一个重要历史功绩是，不断进行制度改革，通过地主制经济的自我完善。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地主从利用奴隶劳动自营生产，推进到租佃制度；从具有严格依附关系的佃客，推进到契约关系佃农；从分成租制佃农，推进到定额租制佃农，又推进到享有田面权的佃农．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都不是一出现就完善就成熟的。它要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调整和完善。上述过程就是地主制经济适应生产力发展，逐步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具体地说，这是一个逐渐改进分配制度，使佃农的自有经济不断充实的过程；也是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使佃农的经营独立性不断完备的进程。我曾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一文[24] 中曾有所论述，在此不拟赘述。经过上述发展，特别是分成租制向定额制转化之后，从此，“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佃农对租佃的土地，是“偿租而外，与已业无异”。农“勤则倍收，产户不得过而问焉”[25] 。佃农就以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成为马克思所指出的自己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26] 。有人认为，从分成租制过渡到定额租制，地主不再干预和指挥生产，是地主的进一步寄生和腐朽，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资本主义也是如此。
　　封建生产关系的这种发展，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经济要求当事人自主地进入市场,在市场活动中，具有独立的自主权；可以独立地享有市场利益,独立地承担市场风险。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是第一市场主体。在分成租制下，佃农需要地主提供部分生产资料，甚至还有生活资料。地主要干预和指挥生产，收获时还要临场监分。佃农在这种条件下，是无法自主地进入市场的。佃农的经营自主权来自财产权。从分成租制转化为定额租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发展。它要求佃农有完备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还要有为数不是很少的押租金。这是说，要有租佃地主土地和从事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有了资金这个生产要素，才能与地主的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相结合。单纯凭劳动力与少量生产工具已不能与土地这个生产资料相结合了。经过充实财产和明晰财产权，完成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佃农就可更独立自主地进入市场，发展商品生产了。
　　(四)
　　封建地主阶级有许多消级性以至社会罪恶，经常受到人们的攻击与责难。但有些问题也需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从经济史方面看，主要有如下一些问题。 
(1)土地兼并。历来认为，土地兼并是农民苦难和农民起义等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封建地主重要的消级作用。
　　土地兼并，即土地集中，主要是指一种由分散的中小土地占有，合并为大土地占有的经济现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集中，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去探讨它的运动趋向和社会作用。
　　贵族、官吏、商人和地主占有大量财富，历来是兼并土地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城市和市镇的发展，给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扩大以巨大地推动。加以山泽之禁、禁榷等制度日益废驰，社会投资门路日益广阔。而商业、高利贷、开矿以及某些手工业行业的利润要高于地租收益。这就会改变社会积累的流动方向与规模，引发出明显的财富分流。投资于商业、高利贷、开矿和手工业的资金日益增多，就必然会减少投入购买土地的资金，从而削弱土地集中的势头。
　　由于农业生产发展，土地收获量增加，尽管地租率不变，也会导致地租量增加，取得地主经济身分所需土地的最低必要量就会随之降低。这无疑会有利于中小地主发展，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必然起遏制作用。
　　自耕农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他们只负担封建国家的赋役，没有地租剥削，其经济地位本来比佃农优越。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亩产量提高，复种制度推广，家庭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作物生产扩大，自耕农收入增多，正如康熙《兰阳县志》所说，“赋税易完，用度易办”，这就提高了他们自我保护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生命力。农民养活家庭人口所需土地的最低必要量会随之降低，也有利于佃农转化为自耕农。这些都有利于自耕农的稳定和发展。正如同治《黄县志》所说,农民“家稍有力,莫不思殖恒产，虽有豪强，无由兼并”。
　　中国多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是导致地权分散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唐宋以后，人口日益增多。这种财产继承制度，就更有力地推动着地权的分散。
　　贵族地主，缙绅地主本来享有种种封建特权，可以通过赏赐，或强占强市占有大量土地。随着社会发展，其封建特权日益削弱。清代立国之初，对汉族缙绅地主就严禁投献和诡寄田亩，又革除了他们优免丁银的权利。他们取得土地,已经不能靠封赐豪夺的特权手段,而只能通过买卖的经济手段了。土地买卖中的“传统的附属物”也日益废弛。土地商品化的日渐纯化，也当然有利于地权的分散。 同时，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在唐代两税法之前，是赋役并重，并“以丁身为本”，主要对象是自耕农。各代不同的徭役征调办法，对自耕农生产起着不同的扰乱作用。当徭役繁重之时，甚至造成生产过程中断。两税法之后，封建国家重赋轻役，“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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