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自己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它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指它具有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地位和影响，即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控制力与导向性，并且也是从全国范围内总体而言的，并不因各个地区自耕农占有土地的多少而有差异。
　　现代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制度的良窳，对社会经济的盛衰，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优秀的封建经济制度，它造就了光辉灿烂的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使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经济相形见绌。历史证明，中国地主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历史的进步。 (二)
　　在地主制经济下，地主家庭是土地财产营运的主体。它要从事土地买卖租佃，交纳赋税，收取地租，垦辟和改良土地，以及兼营工商业和高利贷等等。总之，它是按地产增殖最大化的要求，以营运地产，通过地租的再投资和有效利用，以达到财富增殖的目的。因之，地主家庭同手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高利贷企业一样，也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经营地主家庭还是社会的生产单位。不能把地主家庭只看作是一个社会消费单位。
　　前面已经说过，地主占有土地和地租，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也是一种积累，一种储蓄。当社会发展需要和地主制经济发展需要的时候，地主会将它们转化为生产资金或社会消费基金，投向社会经济事业。主要有如下各项。
　　(1)垦辟土地。耕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历代人口繁衍，或开拓疆土，需要垦荒。历代经过战乱之后，恢复农业生产，也需要垦荒。中国的耕地就是这样不断垦出来的。农民是垦荒的基本力量。地主有高社会地位与资财，具有能大面积开垦土地的能力，也是垦荒的重要力量。历代封建政权通常是采取土地谁垦谁有的政策，鼓励农民垦荒，也动员地主垦荒。清代初年，清廷为动员“文武乡绅”参与垦荒,特别规定“招民开垦至百名者”,荒地“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就“文授知县，武授守备”[8] 。
　　如西晋永嘉乱后，北方地主与农民大量渡长江避乱。南迁世族地主与当地豪强，“封略山湖”，“广占荒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9] 。封建地主遂利用大量南徙农民，垦辟田园，发展农业生产。有的地主还形成了跨州连县的大地产。这都加快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又如，清代，“湖广熟,天下足”,得力于两湖垸田。洞庭湖区，为当时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湖田之稻，一岁再种；一熟则湖南足，再熟则湖南有余粟”[10] 。湖广米谷支撑了江南和两湖地区经济的繁荣。大量湖田就主要是由地主出资、农民出力所开发的。有人说，对江湖淤积，“有力者因之取利如鹜，始则於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借水粮鱼课，四围筑堤以成垸”[11] 。
　　(2)兴修水利。水利是最重要的农田基本建设。封建社会早期，水利工程大都是政府行为，由国家投资修建。以后田土日辟，农民日多，需要大量因地制宜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如仍由“官为经理，势不暇而资亦不继，不得不听民自为之”[12] 。封建国家既鞭长莫及，兴修水利遂逐渐由政府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拥有财富的封建地主遂首当其冲。明清时期，各地大量的渠、塘、陂、堰，大都是采取“业食佃力之例”[13] 所兴修的，即地主出工食，农民出劳力，以兴修水利。甚至某些大型水利工程也要向地主捐募资金。清代道光间，林则徐疏浚太湖流域的白茆河，就向当地官绅募资白银十一万两[14] 。密布全国的中小型水利工程，积小利为大利，收到了难以估量的灌溉效益。它既是农民的劳动积累，也是地主的投资成果。
　　如四川三台县的惠泽堰，据民国《三台县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有王、韩、邱等八户地主，为了开堰引涪水灌田，卖掉田产八百亩，继由熊姓地主卖掉田产六百亩，最后由韩姓地主卖掉田产三十亩修建完成。溉“潼绵二属田万六千五百余亩”。
　　不但修建水利工程，就是原有水利工程的维修管理，也需要投资。著名的都江堰造福于民二千多年。其灌溉的配套工程，渠系密布，“以亿万计”。灌区辽阔，“灌田万顷”。需要经常管理维修。自古以来，都是官府和地主投资。到清代，其费用就是由“各州县用水粮户均匀摊派，以济堰工”[15] 。
　　(3)发展商品经济。封建社会早期，商品经济不发达，特别是农民的商品生产还不发达。封建地主需要自营生产，以满足自己的日用所需。又要从事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消费需要。封建地主遂成为当时社会农牧商品的主要供应者。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所以江统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16] 。他们还从事商品流通。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17] 。正是由于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利用“奴婢”、“放流人民”等廉价劳动力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导致了汉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唐宋以后，农民的商品生产日益发展，农民逐渐成为社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主要商品供应者。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奴隶劳动逐渐废除，人民生活改善，劳动力成本提高，地主雇工经营商品生产利薄。原来比重很大的地主自营生产，遂逐渐萎缩。但历代以来,仍延绵不绝，并有高潮。明初,江南官田赋重。据《日知录》记载，江南重赋地区，农民逃亡者过半。地主遂趁机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多买僮仆，岁时督课耕种”。从宣德到隆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间，经营地主大量发展。他们使用“佣奴千指”，“臧获之指千”，“陆孳畜 蹄角”，“水孳鱼鳖”，“治瓜果芥蔬”，“种茶漆楂栗”，有的地主种“桑且十万株”[18] ，促进了明代中叶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
　　还值得指出的是，宋代以后，中小地主发展。他们大都居住农村，并多自营生产，既以自给，并有产品可供出售。尽管他们的经营规模一般并不很大，但与当地农民相比较，既是商品供应大户，也是商品需求大户。他们也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一个力量。
　　中国幅员辽阔，农民人数众多。尽管每个农户出售的商品不是很多，但聚合起来，却可以形成巨大的商品堆集。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既需要商业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日益发展为商品；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商品生产又会以自己的发展形成商业。社会日益需要增加商业资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19] 。地主的地产与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地主制经济包容商品经济，遂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
　　宋代以后，地主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增多，使地租日益转化为商业利润与利息；商人和高利贷者也购买土地，使商业利润和利息转化为地租。地产、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三位一体日益发展。这种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它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扩大到边疆地区，市场一体化成就巨大。商品经济发展，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效益优化。农业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商品经济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标志。那种承认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承认明清粮食生产发展的观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指出，资本在历史上到处都是“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20] 。但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之下，却实现了土地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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