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成了他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正是这些现象，在哈耶克看来会最终完全剥夺人们的自由。
1、 福利政策的危害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即整个第三部分）来分析福利国家的各项政策。在我看来，这一部分，哈耶克实质上是对福利政策进行的批判。已经进入人们观念的很多政府的政策，在哈耶克看来都意味着对自由的侵蚀：社会保障、工会、累进税制、住房和城镇规划；对农业的援助、对教育和科研的资助，甚至货币体系，所有这些领域的政府活动，经济学家们都能提出一大堆的理由，认为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如巴斯夏所说“差的经济学家只能分析看得见的一面，而好的经济学家不仅能分析这些看得见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分析背后的看不见的东西”。哈耶克看到了那些政府政策后果（很多在哈耶克看来破坏自由的后果在短期看可能还没发生，有些甚至发生了人们也不会把这些后果归因为那些政府的政策）。要阐述哈耶克对上述任何领域的政府的政策后果，都可单独成文。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我在这里只简单的叙述哈耶克对少数的几个政策的分析，或者说把几个政策揉在一起介绍。
社会保障作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在当今的经济学家中似乎没几人对其提出质疑，因为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人人都希望免于病痛、都希望免于失业的威胁、都希望免于各种灾害的损失。要保障人们的这些权利无可厚非，因而各种保险形式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应运而生。然而，当一些专家认为不管个人是否能够自我维持，都应当对每一个因衰老、失业、疾病和灾难等需要救济的人进行救济。这一做法的逻辑结论便是强迫这些人加入保险，这可能会威胁个人自由，但哈耶克并未对此作出强烈的批评。而只有当政府的行为“再向前跨一步”时，便是危险的，即“在所有有必要提供保护的领域，都应当采取统一组织的形式，它不仅是所有这些服务的惟一提供者，而且所有那些被保护的人也都必须隶属于这一组织”（哈耶克，2003b下，P4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面对各种不确定性都做好安排的可能性已变得不存在。个人完全没有选择是否加入“社会保险”的权力，因为政府已为每个人作了相应的保险安排，个人可做的事只是缴纳保险金。作为抵御严重的物质贫困的保障，亦即对所有的人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生计保障，一有限的强制可能是必要的。但欲使社会保障成为为一特定的群体服务的保障，即这种保障“是经由对一人或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与另一人或另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而决定的”（哈耶克，2003b下，P11）。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得一定生活水平的保障。这就使社会保障成为了一种收再分配的政策，在设计社会保障之初，社保机构并未宣称这一功能。而现在的经济学家在谈到社会保障的功能时都会指出收再分配这一点，也即是说收入再分配成了社保公认的目的之一。但“在这种制度下，并不是由给予者的多数决定应当给予不幸的少数以什么东西，而是由接受者的多数决定他们将从比较富有的少数那里获得什么……”（哈耶克，2003b下，P49），这即是说我要救济某人时，不是我给予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而是他要什么我就必须给予什么。这是多么可怕的结果，而造成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即是政府的全权垄断。一旦政府拥有了这种提供某些服务的排他性权力时，自由就会受到威胁，因为政府为了实现其设定的目标，必定会运用这种权力对个人施行强制。对于政府的收再分配政策——最典型的乃是累进税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第二十章“税制与再分配”中）作了批判，在哈耶克那里，“在累进税制的情形中，多数所采纳的那种所谓原则，无异于对歧视的公然主张，更为糟糕的是它实则是对多数歧视少数那种做法的公然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假冒的正义原则也就必定成为真正专断的托词”（哈耶克，2003b下，P81）。对于公认的最重要的几个保障——养老、失业、医疗——政府来全权实施，其效果是非常的不尽人意。一旦这些政策的实施被掌握在政府手中，实质是政府的权力又作了一次扩张。不论何时何地，对于拥有太多权力的政府都应该保有警醒。要使这几项保障真正具有保险的功能，并非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在这种真正的保险制度下，个人可以自由地向彼此竞争的保险机构购买保险……”（哈耶克，2003b下，P69）。然而，对于具体的个人，不少人愿意在确保生存的条件下把自己的自由权交出去，即以自由为代价来获取保障。对于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的哈耶克来讲，这是完全不可取的做法。相反“……只有花代价才能得到自由，并且，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准备作出重大的物质牺牲，以维护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希望保存自由，我们就必须恢复作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自由制度之基础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曾经被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现在适用于我们个人的生活，同时也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生活的句子里：‘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哈耶克，1998，P128）。
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教育对于任何一国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战略选择。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未来的竞争力。而对教育模式的选择就决定了学校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也即未来社会的主角。长期以来，很多国家政府对教育都有决定作用，不管是资助或制定教育的内容。对于政府主宰教育，哈耶克也做了批评。在我看来，哈耶克只是对于政府对教育的过多干涉持反对态度。同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巴斯夏（在《学位与社会主义》一文中）作了更强烈的批判。在防止各种对自由的危害中，教育似是最难防的，就连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洪堡也是公立教育的倡导者，在之前，他是对这一教育体制持反对态度的。而更进者乃是托马斯·杰斐逊，他甚至主张“在政治学领域内，弗吉尼亚大学所教授的原则以及所采用的课本均应当由局来规定人家，这是因为下一任教授可能是一名‘过时的联邦主义学派的成员’”（哈耶克，2003b下，P179）。教育之所以最重要乃因为它会培养人们的观念，一旦某权力机构拥有了支配教育的特权，其干预学校的教学内容就在所难免，正如哈耶克讨论教育与科研时所引用的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说“……一段的国家教育，仅是一项将人们模塑成完全相似的人的人为设计：而通过此种教育强加于人们的模型，则又定是那些能令政府中的支配性力量——不管它是君主、牧师、贵族还是当今社会的多数——感动满意的东西；随着这种国家教育的效率及成功程度的提高，它将渐渐确定起一种控制人们心智的专制，而这也势必会导致确立一种对人身的专制”（哈耶克，2003b下，P159）。同样，对于科学研究，很多人对于政府的各种资助大加赞赏，而政府乐于拨款，更乐于指手画脚，在哈耶克看来，政府对研究的干预危害非常大。因为只有保证充分的学术自由，科学的进步才是有保证的。“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为拓展知识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基础’研究中，通常并无固定的论题或题域，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通常都是由于否弃传统的学科分工而带来的”（哈耶克，2003b下，P177）。即使是一些具有最高声望的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学术评议会对所有研究进行的指导和规划也是不可取的。哈耶克虽然反对政府管理教育，但他仍认为可以采用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的改革方案[8]，这一方案一方面可以让政府支持教育；另一方面可以让受教育者有选择的自由。并且对于一些偏僻社区的教育，政府也可发挥一些作用。但总的来说，哈耶克是反对政府对教育的干预的。“……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发现，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乃在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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