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如果说马克思是正确的，则马克思应当是说：“劳动差异”在不同的“专业化状态”上得以体现，简单地说，“个人专业化”分化出简单劳动，而“个人非专业化”则引致复杂劳动。 
[9]关于企业内分工对于简单劳动产生的弊处，马克思（1975a，第376-379页）大致讲了三点：（1）企业内分工“把局部劳动变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2）“整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工作日中的时间空隙“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3）“不断从事单调的劳动，会妨碍精力的集中和焕发”，使局部工人成为一个片面的人。 
[10]根据马克思在此处的补充叙述，该形式命题可以用数学等式：“ ”表示，其中h代表倍数，其它的字母符号含义见下文。 
[11]意味着单位时间的价值创造生产函数不能分解为仅包括 （复杂劳动的单位值）或 （简单劳动的单位值）的两个独立的价值创造生产函数。 
[12]从张维迎（1999，第45-46、289页）的模型也可以导出劳动雇佣资本或劳动与资本分享利润的结果，但本文所使用的“阿尔钦——德姆塞茨企业”概念与之至少存在两点不同：（1）假设前提不同；如上所述，“个人差异”取代了团队成员“同质性”的假设。（2）团队生产内涵不同；在笔者看来，阿尔钦——德姆塞茨企业仅仅是以简单协作劳动过程为基础的团队生产方式，从企业理论来看，则是一种“过渡型”企业。 
[13]这种“二分法式”的界定，似乎深受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影响。但我们应该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借用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术语”，即复杂劳动只是在专用性投资的条件下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劳动，而简单劳动则应直接地就是非专用性投资的对应物。另一方面，资产专用性理论的用以解释企业存在原因的依据——“粘性成本”，似乎也只有基于“资本作为劳动之生产条件”的意义上，才可以最终得到完全地阐释。 
[14]这也许是“劳动雇佣资本”的特征性规定。 
[15]进而理解这一层涵义至关重要：一方面外生变量为内生变量设定制度的约束边界条件，另一方面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划分又是相对的，关于这一点，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也许张五常（2000）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些，即他反复强调：“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万万不能“子虚乌有地作出来”。 
[16]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是出资者和管理者的直接统一；而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我们看到：在“两权分离”的时代里，资本家成为委托人，劳动者是代理人；鉴于此，张维迎（1999，第2-5页）称之为“企业家职能分解”。回归理论的源头看，笔者还是愿意把它叫做“资本家职能分解”。 
[17]该恒等式依据生产力二重性质理论（许光伟，2003a、2003b）做出， 、 、 则可以看作是劳动生产力的理论性质。 
[18]一般地，可称m1为“分割剩余”，而称m2为“净剩余”。 
[19]制度就是共同信息（李建德，2000，第141页）。从此规定出发，博弈乃是不同信息结构下的组织行为。张维迎（1995）从一种意义上得出“博弈论”的一个“极端”：资本雇佣劳动，推而广之，在混合信息结构下的企业行为，在一般意义上说，必然是“混合”的博弈论的规定。 
[20]一方面考虑到“组合劳动”创造价值（史正富，2002）；另一方面，企业家劳动在扬弃“二重规定性”的基础上，在这里继续采取了“多重规定性”的形式，即“II Lc1的人格化”可以被看作是出资者（外部投资者）和管理劳动者基于委托——代理结构的统一，而“II Lc2的人格化”则是创业者（风险投资者）本身。所以，在“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家自有资本比例”（杨其静，2003）的企业结构中，我们更愿意看到：“企业家劳动”作为一个整体（ⅡL c），它的“人格化”乃是“企业家团队”。 
[21]V0、V n都是“虚拟”的，故在图4中均以虚线表示。 
[22]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表，IILc2更多地是“熊彼特意义下的企业家”，为了变成现实的“企业家”，“他”寻求了（1-a）K的外源资本；从这一点上理解，IILc1也可以相对地被看作是“奈特意义下的企业家”的最初代表。进一步地澄清界定：单独地看，IILc2只是“熊彼特意义的生产函数的创新者”，IILc1只是“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而整体地看，作为“企业家团队”，自有资本的功能应是双重的，即既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担保服务（杨其静，2003），又为企业家（精神）的均衡提供约束条件。 
[23]恩格斯（1970，第210页）说：“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宽泛地界定：《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剖析价值创造及其一般的实现问题，《资本论》第三卷则相对完整地研究剖析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全部问题。对于这一点，马克思（1975c，第29-30页）在着手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的一开始也就予以声明，并强调：对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各种具体形式”来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本文这里，按照马克思的既定思路加以延续，则理论综合的“各种具体形式”，应就是指由价值创造决定的价值分配。 
[24]“对应关系”的确立依据：（1）生产力的时间因素、技术因素和空间因素协同创造价值；（2）相应地，价值分配按生产力的时间因素、技术因素、空间因素进行；（3）李建德（2000，第307页）的“社会分配公正理论”，即“当要素契约对剩余的分割，达到各要素所有者边际激励的生产成果时，能够使社会总效率达到极大”。由此可见，价值创造不是价值分配的“直接依据”（陆立军，2002），却是“唯一”终极的依据；所有权不是决定着价值分配的“唯一”依据，制度结构则是决定着价值分配的“直接依据”（胡家勇，2003；许光伟，2003b）。 
[25]“按人力资本分配”是“按劳动分配”的直接的更高形态，实质是按“个人劳动”分配。这里，“劳动差异”完成了向“个人差异”的相对全部转移；并且，笔者很愿意以李建德（2000，第404页）的“联合所有者”概念去整合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理论以及“自由人联合体”构想，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及企业形态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劳动将会在完整意义的个人体内高度、自由地协同和发展。 
[26]除π0是笔者设定的“人力资本工人”的满意利润外，其它字母含义皆取自张维迎的描述。 
[27]这要分两种情况：如果“人力资本工人”可以用人力资本入股，他当然就是所有者；如果“人力资本工人”的人力资本因为计量问题或者其它的原因，无法折算为股本（但仍然是实际的“总资本”的一部分），他就还不能算是名义上的所有者。 
[28]广义地看：“企业价值分享”、“企业所有权分享”、“企业管理分享”（王振中、裴小革，2002）都可归入“权利分享”范畴。 
[29]整体地看：企业家团队劳动（无论IILc1，还是IILc2）是劳动生产力的时间因素（消除不确定性）和技术因素（提供创新功能）的统一；而企业家团队（ⅡL c的人格化）则是出资者、管理者和创业者的统一。首先，我们看到IILc2中“有相当部分是他们所提供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报酬”，而其次沿着“理性的企业家往往会自愿成为企业残值的最后索取者”的思路（杨其静，2003）：如果继续令π1为创业者的满意利润 ，则当  “   ” 及 “     ” 时 ，外部投资者是所有者；当“ ”时，创业者是所有者；而当“ ”时，管理劳动者是所有者。从而，时间因素和技术因素的统一也是“状态依存”意义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中译本，1975a：《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中译本，1975b：《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中译本，1975c：《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中译本，1979：《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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