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的。所谓“等价”，指二者的数学特征相同。总量协同仍可表示为：
 ，且 
其中，V、L c、Ls对应代表“单位值V t 、 、 ”沿时间过程加总的总量值，即同时满足V＝GNV（价值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V t 。
所谓“非对称”，指二者的凸性假设不同。简单地说，单元协同是一条“无差异”性质的曲线（V t值相对地保持不变）、形状凸向原点（许光伟，2003a），总量协同则是 “生产可能性”性质的曲线、形状凹向原点，对应地“边际技术替代率”也不是递减而是递增。
对应的理论解释有两点：其一，从一般性向总体性的扩展，其中“内生生产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个人差异”完全地可由“劳动差异”总体地表现；其二，同时也应该指出，“等价又非对称”又是诠释劳动的单位值沿时间的历史过程产生“加总效应”的边界。所以，马克思（1975a，第363、400、556页）将之归结为“总体协同劳动创造价值”，他说：“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
（三）局部性：局部协同劳动创造价值 
总体总是一定结构的总体。局部性，马克思（1975a，第375-376页）广泛称之为：“局部操作”、“局部职能”、“局部工人”或“局部劳动”，强调总体工人（劳动）必然是局部工人（劳动）在一定结构协同形式中的总和表现。它的相应数学特征表达是：
 
但如果令V c代表总体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份额、Vs代表总体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份额，即假定存在：V = V c + Vs，且满足 i ＝ j ＝1 、2，则结构协同的满足条件还可以描述为：
 ， 
由此，局部性质作为总体性质的特殊形态的表现形式，直接对应地在数学上取得了“价值创造生产函数的加总性” 特征。
作为初步的理论小结：即第一，上式只是劳动概念的辩证法在数学上的验证。“加总性”与“非加总性”在这里实质是辩证统一的，它的进一步的实质是使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性”的科学权威得到巩固，即通过规定多元劳动要素协同创造价值和对于不同价值创造方式的选择为劳动的社会规定最终寻求到了历史多维性。第二，作为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上式凸显了生产函数的一元论，即财富创造生产函数的背后是“劳动”被作为单独和唯一的价值创造要素高度地抽象出来。马克思完成了这一抽象的全部过程，即将劳动与劳动本身的直接条件（劳动力）相区分，进而与其“生产的条件”相脱离，——即将劳动力作为劳动的人本身的条件、将物质资本（生产资料）作为劳动的社会的一般条件以及将土地作为劳动的自然条件等。由此决定要将复杂劳动与复杂劳动者及简单劳动与简单劳动者这两组分别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如果囿于传统认识仅仅局限由个人出发去规定劳动的性质，显然是根本错误的。第三，协同劳动性质归根结底是要以对复杂劳动、简单劳动的规定而体现出来的，如上指出，所谓对时间因素、技术因素、空间因素的“考虑”，即强调劳动必然只是与劳动本身的生产条件相联结的。反过来说，具体地区分、规定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也只能是以与其整体地联结的具体生产条件及其历史的发展为依据。按照这样的思路，本文以下以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分作为“劳动一元论”的总体的实现形式，相应以“资本一般”统合诸生产条件作为“多元分配论”的结构的实现形式，力图首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与企业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的互动框架”初步实现两者的有机对接和统一。 三、 价值创造的制度结构
（一）劳动雇佣资本：阿尔钦——德姆塞茨企业
1．理论难题
10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具有崇高科学地位。但不容否认，近年来它承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严重侵袭”，依笔者的分析，主要面临三大理论难题：一是价值创造方式问题（许光伟，2003a、2003b）；二是时间异质因素问题（许光伟，2003a）；三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矛盾问题（蔡继明，2003）。不过应该看到：迄今为止，《资本论》也仍然是解决上述“理论难题”的最好读本。
2．理论创造
考察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的企业形式，基于劳动价值论必须实现企业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理论再造。如“阿尔钦 —— 德姆塞茨企业”（张维迎，1995，第100、104页）即可作为其中的能够加以首先改造的“他山之石” [12]。亦即，通过扬弃可以找到隐藏在“合作生产的效率”（盛洪，2003，前言，第10页）背后的东西，依笔者拙见，那就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两种基本不同的价值创造要素之间的劳动协同。另一方面从理论史上来看，庞巴维克把资本归结为“迂回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则说“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归根结底如前文强调，资本，—— 准确地说是统合诸生产条件的“资本一般”（不变资本或称生产资料资本C＋可变资本或称劳动力资本V），只是劳动的生产条件而已，故简单地可以说：固定资本（不变资本C中的“具有高价意义”的资本或称劳动资料条件的资本C1）正是构成复杂劳动的生产条件，而流动资本（不变资本C中的“纯粹被动意义”的资本或称劳动对象条件的资本C2＋可变资本或称劳动本身条件的资本V）对应是构成简单劳动的生产条件[13]。笔者深以为上述认识，应成为重新界定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逻辑起点。
3．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学”标榜自己：形式化、数学化、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其“吹嘘的谎言”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被击破：第一，生产函数具有二重性，即在“生产诸要素”协力创造财富的背后深藏的是“劳动诸要素”协同创造价值，而“现代经济学”则根本地忽略这一点；第二，仅就模型本身而言，价值创造生产函数模型要远比财富创造生产函数模型具有理论上的无比优越性，即前者涵盖后者，前者可以涵盖许多后者所不能或根本无法涵盖的因素如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等，对于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同样予以完全否定。总括两者，就是说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形式规定范畴“协同劳动”做出的关于生产函数的理论模型，较之于现有并流行的生产函数模型似乎更加深刻和合理：

 
式中，Lc、Ls代表两种劳动：复杂劳动、简单劳动，K1、K2代表两种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n代表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已假定固定资本的周转次数恒取数值1），而复杂劳动则又被区分为“两类”加以表述：“ⅠL c”代表第一类复杂劳动，“ⅡL c”代表第二类复杂劳动。
依托图2，对理论模型作三点解释：（1）两类复杂劳动。ⅡL c从L c中析出是“加总效应”的直接结果，从而使ⅡL c成为代表L c中“时间异质因素”的单独因子，并使V c直接裂分为ⅠV c和ⅡV c两类， ⅡV c形成对V c整体的必要分割。（2）资本约束条件[14]。有两层涵义：一是制度结构内生；沿着马克思的内生制度的整体分析框架（林岗、张宇2001，第11-20页）的认识前行，在价值创造的体系中，“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马克思，1975b，第187页）。二是资本构成劳动的局限[15]；从模型中看，K1直接构成ⅠL c的“局限”，K2直接构成Ls的“局限”，而总资本K则构成ⅡL c 的“局限”。（3）企业家均衡。企业家是企业发生的逻辑起点，是最初的“中心签约人”（杨其静，2003）；但这里的“ⅡL c”恐怕还只是“全部签约人”意义的企业家，“劳动差异”应该是令其担当此职的第一要因。
（二）资本雇佣劳动：古典资本主义企业
1．理论起点
但企业为什么会“真正”存在？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给出了既符合历史又符合逻辑的解释（黄少安，1995，第234 页）。围绕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1975a，第358、408、423页）在不同场合共讲了三句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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