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专业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就业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 （二） 在争霸与兼并的时空中获得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没有象被蛮族扫荡之后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8〕繁荣的经济被摧毁了。 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周王朝奴隶制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复苏、直接延续、转化而来，又遭遇了一次自由解放的机运。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得以突破性的迅猛发展，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商业的发展，促使各区域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生产物向商品转化。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年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成为当时农业前景的两大奋斗目标。其时将铁制工具导入农业生产领域，引发的农业社会一场革命，不亚于蒸汽机促进的工业革命。犁、铫、镰、鎒、锥、铚的应用，畜耕，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运河开凿水利兴修，都无疑会使农业产量较前大幅度扩增。文献中"通流财物粟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之类的记载，说明粮食在当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管子》中所说的"以园圃为食者几何家？"则反映了该时已有专门从事瓜瓠荤菜百果商品生产的园艺业存在。至于畜牧、狩猎产品等进入市场领域则更不待言：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9〕司马迁说，从事这些生产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用，而是把这些生产物作为"富给之资"，因此他们之富"皆与千户侯等"。太史公的举例，所指之地仅是著名者，所指之数仅言其多且规模之大。这些物产就靠商业发展为商品，运销各处。太史公又举例指出，在城市中也有一些可与千乘之家相埒的人，他们大规模生产积聚如：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答，鲐鮆千斤，鯫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10〕自然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明显的作为商品生产投向市场牟利的。


当时的齐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史记》作者认为，齐之所以富强能执霸主牛耳，得力于其数代的开发和商品生产的发达。比如丝织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都有相当进步，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一种彩绣工艺。这是齐国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意识采取措施善加引导的结果：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舃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镪至而辐凑。"〔11〕他们一方面开发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拳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利用地利生产内陆封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在政策上又实施优惠，"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样既造成了"人物归之，镪至辐凑"的兴旺局面，还赢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桓公时又任用大政治家管仲，着实在发展商贸方面下了工夫，终使齐地商贾云集，国富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第二，商业藉交通之便捷，买贱鬻贵，周流四方。

《管子•小匡》有云：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讦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是说商业经营者虽然集中于城里，却是需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不仅密切注视各地经济情况，精明计算物资的盈缺、价格低昂、购销信息，而且还要经常往返于各个不同区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如此，则交通运输问题就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称雄争霸行为，为当时交通干线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诸侯之间频繁的摆排场的聘问会盟，交换礼物；合纵连横，军马兵车云集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从前那种小国寡民的沉闷格局。为了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各国君主把开辟道路、架建桥梁作为国之大事来抓，设置专官管理。《左传》襄公31年记载，子产因晋国道路失修，盗寇充斥现象对文公不满；《国语》周语中记载，单子把陈之"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的景象作为其必亡之依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张仪对魏王的赞语是："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交通干道在各国重视开发下逐渐组成网络，就主观言这是其军事上进攻与防御、政治上聘问会盟所必需，然客观看，对于沟通分裂时期各地区间的联系，加强商人频繁的经济活动也确实起到相当必要的作用。可以并行数辆兵车的国道宽畅而平坦，两旁列树成行。沿途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饮食、车马交通工具悉备，行进止宿十分方便。并且已有"传"的邮驿制度可使信息及时传送。陆路以外，又有邗沟、鸿沟等大小运河之开凿和天然河道之利用，加上沿海航行之进步，水上交通网络也日臻完备。吴之舟可达河南省中部的黄池。夫子说"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范蠡则装了珠宝与侍从们乘舟浮海以行，去海岛生活了。这给"贾郡国无所不至"，甚至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织品远销希腊，促进东西南北物产商品化带来深刻影响。

第三、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相应的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商品交换发展，必然引发交换媒介的革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此时的铸币业发展迅速，种类多，流通量大，铜铸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黄金从贵重商品中游离出来，在金融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成了政治家们与富商大贾们青睐、利用、珍藏的对象，标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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