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建立政权，郑氏集团的"国姓爷船"在台海两岸、日本、菲律宾之间的贸易，荷兰人势力仍难以匹敌。对于明郑时期的海上贸易，以前的研究较缺乏，近年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与厦门商馆的档案已经汇辑出版，不但可以增加了解郑氏据台期间的商贸活动，同时也可据以研究西欧国家进入东亚海域的势力交替情形。这批史料原件藏在英国大英图书馆， 台大历史系与之合作，辑为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1670-1685，于1995年由台大历史系出版。目前杨佳瑜《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史料看郑氏来台后国际贸易地位的变化（1670-1674）》一文，即是以此批史料为基础，讨论郑经面临的国际贸易困境。著者从英方资料所见，郑经时期台湾的贸易范围较前萎缩，其原因包括大陆沿海实行迁界货源减少、荷兰人的海上阻挠、以及未开发本地新商品等项。（注：杨佳瑜文章见《台湾风物》48.4（1998.12）：19-50， 为据杨氏另文《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史料看郑经对大陆用兵以前的对外贸易及其困境（1670-1674）》增修而成，见《台湾历史学会通讯》6（1998.3）： 14-22。另外，还可参考曹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台湾郑氏政权》，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89-405。）

从清领台湾至通商口岸开港以前，台湾原有的国际贸易角色渐转为以两岸贸易为主。清代台湾与大陆沿海都开放特定的对渡港口，台湾依大陆市场需要，出口农产品与农产加工品。这个时期台湾商品的产量和出口量都没有直接而有效的统计数字可用，散见的数字多为时人的观察的推断。因此在陈国栋《清代中叶（约1780-1860）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以船舶为中心的数量估计》文中，尝试以船舶承载量来估计，籍以了解整个贸易的动向。据他估计，1780年代后期鹿耳门、鹿港及八里坌三口并开时，台湾出口商品总重量约为190万至225万石之间，商品之中又以米、糖为多。由估计的承载量看，自乾隆末到鸦片战争前夕，鹿耳门、鹿港（含海丰港）的帆船贸易长期处于衰退中，淡水港（八里坌或沪尾）则仍维持相当程度的繁荣。（注：《台湾史研究》1. 1（1994.6）：55-96。）

1858-1860年台湾开港，西洋商贸势力正式来台，先是英商怡和洋行和甸特洋行齐名，其后以前者势力最大。至于怡和洋行拓展对台贸易的方式，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提到，开港前怡和洋行已经来台扣关，但因不能上岸贸易，采"船长总监制"（supercargo captain，清人称"依商贸易"），由船长总揽销售船及购买台湾商品，其方式为与台湾大商家订约买卖。开港以后改采驻台商务代理人制（business agent），由船长驻台兼行船。 这种制度效率不佳、 管理复杂， 1865年后该行的经营方式改为代理洋行制（agency，以美利士洋行全权代理），其后又易为分公司制（division house）。（注："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贸易发展又一转变，此时两岸贸易渐行萎缩，清末进入台湾的西洋贸易势力至1930年代完全式微，与日本的贸易则蓬勃兴起。这种转变实与殖民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规范有关。朱德兰于《日据时期台湾与长崎之间的贸易--以海产品杂货贸易为例》、《日据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中提到，殖民政府有效执行"日台经济一体化"政策，在岛内建设近代化的交通事业、奖助日台航线、统一日台之间的通货及设立近代银行等措施，都是台日贸易跃居优势的有利因素。当时对大陆货品的需求虽无法正式贸易，却可假借台日之间的优势商贸管道，透过在日华商报关转运来台。（注：收于赖泽涵、于子桥主编，《台湾与四邻论文集》（桃园县中坜市："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页17-30；"台湾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前述台日贸易的有利因素中，日本政府奖助日台航线部分，尤以补助大阪商船行驶"命令航路"为主。从刘素芬《日治前期的台湾航运与贸易》的研究可知，总督府海运补助政策对台湾航运与贸易的影响极大，不但使台湾港口体系重组，发展了以基隆港为主的对日贸易，传统帆船在轮船航运引入后渐渐衰落，旧有对大陆贸易所开的特别港亦告衰落，或转以轮船对日贸易。（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

台湾贸易形态因殖民关系而变化，其贸易特征据黄登兴、徐茂炫《殖民关系与贸易形态--日据时期的验证》所做的实证研究显示，殖民地的贸易特征诸如：对象集中于殖民宗主国，出口品种类趋于少样且多集中于工业原料、天然资源或经济作物、与殖民宗主国之间的进出口品异质性较高等项，台湾也都具有。西洋势力（尤其英国）在日治初期仍有影响，至1910年以后日资已取代洋行资本，使台湾附属于日本经济圈之内。此外，著者亦发现，台湾自西洋进口的比重急速下降之际，然而"文化专属性"（cultural-specific ）的进口需求（自大陆进口的比重）并未随之降低。（注：《经济论文丛刊》25.3（1997）：369-399。）

至于台湾与日本以外地区的经贸关系，整个日本统治时期台商在华南的投资，比在东南亚、满洲国或其他地区为多。这种情形，林满红的《"大中华经济圈"概念之一省思--日治时期台商之岛外经贸经验》认为，台商对华南移民和投资较为熟络，与文化关系的影响最为相关。（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9（1998.6）:51-101。）台湾与大陆东北（满洲国）的贸易，据林满红《台湾与东北间的贸易（1932-1941）》、《中日关系之一纠结：1932至1941年间台湾与东北贸易加强的社会意涵》、许贤瑶《台湾茶的东北输出（1932-1942）》等文所述，台湾与东北的贸易关系在日本政府的积极推动之下愈越加强。满洲国建立，加上日本政府在东北设立台湾银行分行、开辟两地直接航线等基础建设，有利于台湾的茶（包种茶）、糖、蔬菜、水果（凤梨、香蕉、柑橘）远销东北。其中，台湾包种茶正失去南洋市场，东北市场的打开适时为茶商提供另一生机。不过，台湾对东北贸易却是入超居多，这是因为东北的豆饼、琉安（肥田之用）输入台湾所致。（注：林满红文章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1995.6）：655-696、《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年），下册，页485-526。许贤瑶文章发表于"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

（四）工业

台湾能供应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米、糖、茶、樟脑及其他农产品。工业部门中，制糖业自荷据时期以来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虽然如此，蔗作技术的改善、品种改良及新式制糖厂的兴设，都在日治时期才有突破性的进步。旧式制糖先在糖廍以人力或牛力熬榨糖汁，蔗农与出资者可取得制糖的若干利润。日本据台后设法淘汰旧糖廍，鼓励中小资本家投资以小型机器设备为主的改良糖廍。至1900年第一个新式糖厂--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成立，是以三井财阀为中心的资本所投资。台湾糖业有利可图，日本资本家纷纷来台创业。其后形成新式糖厂以日本人为主，旧式糖廍及改良糖廍则多为台湾人资本，前者兴盛而后者渐越没落。在植蔗与制糖的关系方面，蔗农不能与出资者分享制糖利润，纯粹成为糖厂的原料供应者。跟着新式糖厂的设立，相应的规划措施还包括会社自拥蔗田和运输铁道的铺设。有关制糖业的沿革，见林崇仁、杨三和《台湾糖业的发展与演变》及何凤娇《日据时期台湾糖业的发展》的叙述。（注：林、杨文章见《台湾文献》48.2（1997.6）：39-62，何凤娇一文见《国史馆馆刊》复刊20（1996.6）：71-94。）

对于旧式糖廍及改良糖廍代表台湾人资本却渐趋没落的现象，一般认为是因为糖廍的生产受限于资金及技术，无法与新式糖厂相抗衡。但是黄绍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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