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的选择行为》二文，利用总督府完成的数次租佃惯行调查资料，重新检讨早期某些研究论点。她认为若以租佃纠纷的多寡为判准，日本统治时期的租佃制度运行还算顺利。这与四种力量的结合运作有关。租佃契约、租佃习惯的规范力量、保证人及押租金等保证措施、民间及半官方的各种租佃纠纷仲裁制度。1930年代，租佃契约的结构渐由口头契约走向以书面契约为主，而书面契约的使用，又以业佃会（租佃纠纷仲裁组织）的书式租约渐占优势。据著者分析，这种业佃契约选择的改变，是以利润为指标的行为，符合理性选择行为。1930年代初期以前，业佃纠纷少，一般以口头契约为主，只有涉及少数的新垦地、公业地、茶园果园地、会社等特殊土地性质，或业佃互信程度低时，才选择书面契约以避免纠纷。1930年代起，书面契约的订约成本虽然高于口头契约，但其纠纷机率、连约机率和执行成本都低于口头契约，预期报酬自然高于口头契约，因而书面契约的选择渐多。（注：叶淑贞：《台湾日治时代租佃制度的运行》，见《台湾史研究》2.2（1995.12）：87-135、 《日治时代台湾租佃契约的选择行为》，见《经济论文最刊》24.4（1996）：435-477。叶氏另有《日治时代台湾之租佃制度与农场经营》，发表于《台湾百年经济变迁》研讨会，台北："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19953月4日。）

（三）岛内商业活动、航运、港口及对外贸易

岛内商业方面，以往研究产业经济偏重茶叶、米粮，近年张家铭、叶秋玲合著的《大稻埕布业经济之发展》，探讨布业在各历史阶段的发展因素。布业的兴起，与来台汉人需依赖江浙闽粤等地的布帛输入有关。1880年代起，大稻埕取代艋舺成为北台湾最大的货物输出入集散地，布业经销中心亦移于此。除了中国布品之外，开港后复有英国洋布输入。但至日本统治时期日方策略先是排挤洋布，再以京都、大阪输入日布垄断台湾市场。清领及日本殖民前期，台湾布业几全仰赖进口，本地纺织业无从发展，与战后转成出口导向特征不同，著者称为"古典依赖时期"及"殖民依赖时期"。（注："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

商人、商业部分，据林玉茹《清代竹堑地区的在地商人及其商业资本》、《一个传统地区性市场圈的构成：以清代竹堑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竹堑地区存在以竹堑城、竹堑港为中心的市场圈，其形成是随着垦地、商贸及市街的兴起而完成，不但透过淡水港与猛舺转口商品而从属于淡水区域性市场圈，也透过直接与华南通航而对华南市场产生依存。此区的出口商品以来、糖为主，油、樟脑及杂货为次。输入的商品则以华货居首，以手工业制品（丝绸、布及其他纺织品）和金属制品（农具、锅、生铁）最为重要。至于此区的商业资本，著者认为起先为大陆资本居多，其后以在地资本呈优势。此外，由土地、佣工及高利贷等形式的资本转换的商业资本也逐渐崛起。（注：著者就港口的阶层体系，区分以港口为中心的市场圈为"区域性"、"地区性"及"地方性"三层。淡水、艋舺、鹿港等各港腹地是她所谓的"区域性"市场圈，竹堑港及其腹地则属"地区性"市场圈。此二文见"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 12月14-15日、《台湾文献》49.1（1998.3 ）：145-202，为林氏博士论文《清代竹堑地区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动网络》（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7年）的一部分。）

航运与港口研究方面，蔡采秀《海运发展与台湾传统港都的形成--以清代的鹿港为例》，强调鹿港港口即使海运衰落，也还具有海防和地理上位于米、樟脑盛产区的重要性。（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7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3。）四周环海的台湾，港口的发展对经济繁荣的影响尤大，这些港口及其腹地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在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互动与系统之形成》、《清初与中叶台湾港口系统的演变：扩张期与稳定期（1683-1860）》、《清末台湾港口系统的演变：巅峰期的转型（一八六一一九五）》三文中，将清代台湾先后产生的港口按行政、军事及商业贸易上的联结，分划出各种阶层的港口系统。她认为，从清初至1730年，全台港口形成一个以鹿耳门为主其下联结数个次级港口的系统，为唯一对渡大陆的正口此后至开港以前，"一府二鹿二艋舺"形成，北中南各有三个功能完整的区域主系统；自开通商口岸到割台之际，演变成南北各以两个港口为核心的主系统，即淡水与基隆，打狗与安平。同时沿岸分布了几个重要的戎克船贸易港。（注：此三文依序见《台湾风物》44.191994.3）：81-125，《台湾文献》45.3（1994.9）：31-79、46.1（1995.3）：95-127， 皆为其硕士论文《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台湾：知书房，1996年）的部分章节。）

台湾的对外贸易方面，分时期而言，讨论荷据以前、荷据时期及明郑时期者较少，专研日治时期的文章最多，这与既存史料质量上的差异有关。例如，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的徐茂炫和黄登兴，将1965年台湾省政府主计处编的《台湾贸易五十三年表》输入电脑，并按"标准国际贸易货品分类码"（SITC revision Ⅱ）予以分类编码， 并将其置于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的国际网路资料库上。《台湾贸易五十三年表》不是原始史料，是参酌不同来源的统计书类与贸易年月表汇编而成（包括最重要的《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对长期经贸课题的研究颇多助益。（注：徐茂炫、黄登兴：《〈台湾贸易五十三年表〉的编码与整理》，《经济论文最刊》25.1（1997）：95-109。）

由于地理因素，近世以来台湾即呈现作为国际贸易据点的角色。以宏观视野而言，如曹永和《东亚贸易圈与台湾》所述，讨论台商业史，应置于东亚海域贸易圈的更大范围来看。（注："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据翁佳音《近世初期北部台湾的贸易原住民》，16、17世纪北台湾沿海区的原住民就与日本人、汉人（主要是福州方面）、西班牙人等贸易，北台湾早具国际贸易性格。（注：著者所谓的北台湾，指自淡水河两岸起，包括淡水河、新店溪及基隆河流域，含盖今台北县三芝、石门乡，至基隆、三貂、宜兰、花莲北部一带。其所谓原住民，特指住在此地带上的金包里、沙巴里而言。此文发表于"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

荷兰统治时期的贸易，可参阅林伟盛《荷据时期台湾的金银贸易》，文中勾划出17世纪前半期荷兰占据台湾大员（今台南县安平）以发展转口贸易的情形。当时荷兰在东亚的货物和资金，都透过大员重行转运分流而出。贵金属的流通以金银为主，黄金的流向是由中国到大员，再流到印度半岛东部沿岸的科罗曼得尔（荷人的据点）。银的流向则是从日本到大员，少数荷兰银元由巴连维亚城运来，再流至东南亚和印度半岛。荷人利用日本银和中国的黄金做资本，以连其在亚洲自给自足的贸易。亦即由日本运银及货物到大员，在大员卸银换装中国来的黄金及货物，运到巴连维亚城，再由巴城运香料回大员，之后装载中国的生丝、鹿皮等货到日本换银锭。（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 辑。）

17世纪活跃于东亚海域的商船势力，西欧诸国之外，中国沿海海商团体的势力是不可忽视的。翁佳音《17世纪的福佬海商》，不从商业活动、商品变化来看东亚海域上的商人，也认为从籍贯（方言群）区分的观点，可以清楚地掌握17世纪福佬（福建漳州与泉州二府）海商势力的兴替过程，即漳州商人势力衰退，泉州二邑帮（郑芝龙宗族）兴起。（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 辑。）

泉州三邑帮的兴起是荷兰发展东亚贸易最大的劲敌，荷兰人虽然据有台湾为基地，但是对大陆的来货则受制于郑芝龙的安排。及至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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