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女性的分龄劳动参与型态，前期近似"高稳倒U型"，1930年近似M型（其生命循环历程中出现第二次劳动参与高峰），后期近似"单峰削肩型"（参与率在20岁以前呈高峰，之后减少）。就业结构方面，以产业言，农林渔牧业比重占最高，但比率逐年渐下降，工商业的比重则逐年增升。以性别言，男性就业的产业别与此趋势相似，女性无一定变动趋势。从业身分的结构有显著的种族差异，台湾人以基层受雇者居多，日本人则以高阶层受雇者较多。此外，女性劳动参与的决定因素方面，缠足和幼子女的负担对妇女就业有负面影响，教育程度提高则有利妇女进入职场。刘、谢二人的真实研究结果，印证了现代劳动经济理论中有关女性劳动供给决定因素的论述。（注：《经济论文丛刊》23.3（1995）：317-355、25.2（1997）：183-205。）

（二）土地开发、水利、地权分配、租佃制度

早期台湾为接受大陆移民的净移入区，平地的开发由南向北延伸，山区的开发也渐进随行。台湾官方对山区开发转趋积极，始自沈葆桢开山抚番武装拓垦，并由刘铭传继续此策，但改以官绅合作拓垦的型式进行。黄富三《板桥林本源家与清代台北山区的发展》，即是以沈、刘实行抚番政策为背景，探讨板桥林家的投资扩张。官绅合作开垦时期，板桥林家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出任抚垦帮办，实际执行抚垦工作。籍此，林家得以开发台北、桃园、宜兰、新竹一带山区的樟脑、茶产等富源，其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商绅性格明显。（注：《台湾史研究》2.1 （1995.6）：5-49。关于板桥林家的商绅性格，另见黄富三《试论台湾两大家庭之性格与族运--板桥林家与雾峤林家》，《台湾风物》45. 4 （1995. 12）：151-171。而雾峰林家，黄富三近年续有专书：《雾峰林家的中挫（一八六一-一八九五）》， 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由北部山区的开垦起家成为地方有势家庭，还有新竹北埔姜家的例子。姜家的拓垦，以19世纪前半期在新竹东南山区金广福大隘的开发最具重要角色。据连瑞枝、壮英章合著的《从帐簿资料看日据北台湾乡绅家庭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北埔姜家为例》，姜家至日本统治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土地经营方面（地租、借贷利息），其在木材、酿酒、制盐、电力等产业，以及台湾银行、北埔信用组合等金融业的投资，多是响应殖民政府的政策而为，为姜家财务支出的一大负担。（注："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借处，1996年12月14-15日。）

相对于大家族的研究，刘素芬《十九世纪龙井林家的土地经营》则以中部地区的小租户为观察对象。透过林家的族谱及帐簿资料的研究，她认为龙井林家累积土地迅速，与其从事农商兼营的多元化经营（贩运米谷与投资农垦）、"亦兵亦农"的生产组织、以及与佃户维持良好的租佃关系有关。（注：刘素芬所谓"亦兵亦农"的生产组织，指林家以私人的自卫武装人力投入农业生产，见《台湾史研究》 2. 2 （1995.12）：53-86。）无论大小租户，以土地为资本， 透过租佃产生复杂的地权结构，加上与官方维持正面关系，几乎是台湾地主阶层的形成及其转型为豪族的共通模式。陈秋坤《从地主到豪族--土地资本、租佃制度与台湾地主精英阶层的形成》，举台北平原张家、平埔族岸里社潘家及雾峰林家的兴起，分别代表：十八世纪来台拓垦致富的企业家型地主、由平埔族部落转化的大型租佃业主、以及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前半期转成的豪强家庭三种典型。（注："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许雪姬《日治时期雾峰林家的产业经营初探》也指出，降至日本统治时期，雾峰林家仍以收租、土地买卖及开辟为其财富累积的主要来源，鲜少涉足商工会组织或海外投资，未与日本势力发生太深的关系。 （注： "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

在水利方面，清代迁入台湾的移民以农垦为主，土地开垦要在灌溉系统建立之后才告完备，因此水利设施是否完善，关系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清代台湾埤圳多为私人斥资兴筑，与兴建规模和数量都远甚于明郑时期。据刘育嘉《清代台北盆地的水利开发》所论，雍乾时期台北盆地兴起水田化运动，粮食生产增加，人口也快速增加。台湾北部开发较晚，但水利灌溉系统的兴筑却较南部快速完成。其间的大型埤圳，以瑠公圳、大坪林圳和内湖陂最重要，灌溉水田2 000多甲。 而埤圳的开凿以业佃合作及合股经营最多，领导水利开发的业户多为垦首。（注：此文见《台湾文献》47.3（1996.9）：193-214，又可参考其硕士论文《清代台湾水利开发研究》（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1997年）。）埤圳完成之后，佃户使用需向业主缴纳水租谷或现银，拥有资金者亦可向业主承典或收买埤圳，或为埤圳主。王世庆《林本源的农田水利事业》，即描述板桥林家从水利事业的投资经营为扩大其财富累积。板桥林家经营水圳，以收买者多，很少自行开凿。据著者估计，清末林本源财富号称26万石租，水租收入约占三十一分之一。（注：《台湾风物》46.2（1996.6）：65-94。）

清代汉人的移垦，不只是政府政策转向积极与大家族投资土地所致，清朝的军工匠制度也引起汉人向"生番"所在的深山地区进一步开发。1725年台湾设厂建造及修理水师战船，船身桅座等连接部分及零件皆以樟木、相思木和杂木制造，这些木料全由本地供给，因而在近山处设置军工匠寮采制木料。程士毅《军工匠人与台湾中部的开发问题》，即以曾设军工匠寮的岸里社（今台中东势一带）为范围，认为伴随此制发生的问题，不但是岸里社民与军工匠的冲突，还造成私采私垦盛行、汉人与岸里社人竞争对内山泰雅族人的贸易，以及岸里社人因土地地权渐转移至汉人手中而迁移埔里。（注：程士毅以汉人侵垦岸里社，千万该社族人大举迁徙进入埔里盆地的说法，与上文洪丽完的看法有出入，见《台湾风物》44.3（1994.9）：13-49。）汉人移垦不只造成原住民迁移，土著的土地地权亦透过《番产汉佃》的演变而逐渐丧失，这在陈秋坤《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里社人的土地变迁》一书中有深入的讨论。（注：陈秋坤：《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里社人的土地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不过，汉人熟悉的土地所有权概念并非原住民本有，原住民土地地权的确立实与政府的土地清丈整理事业有关。例如，林玉茹《由鱼鳞图册看清末后山的清赋事业地权分配形态》，及李文良《林野整理事业与东台湾土地所有权之成立形态（1910-1925）》，分别讨论到刘铭传在后山（台东直隶州，花莲和台东一带）的清赋丈量，以及日本统治时期总督府对东台湾的地籍整理，对原住民土地利权的影响。刘铭传的清赋事业为了要确立小租户为土地业主，使原有的大租户（番社）丧失利权，法律上番社不能集体名义纳赋及控制土地买卖，而是以个人名义取得土地所有权。对原住民而言，土地所有从集体转变为个人的过程，经过日本官方的土地调查及登记之后再次被强化。东台湾林野整理的进行，除了清查土地私有情况之外，原住民共有地被分割。个人土地所有权确立，而官有地则放领给内地资本家及作为官用移民土地。（注：刘铭传时期东台湾土地清丈之后续圆为《台东直隶州丈量八筐册》（1889年），现藏于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台湾资料室。林、李文章依序见《东台湾研究》2（1997.12）：131-168、169-196。）

租佃制度方面，研究多以日本统治时期为主。早期的研究多偏向论述该制度的不良影响面，如口头租约易引发纠纷、租期太短减弱佃农提升生产力意愿、地租过高降低佃农所得等。近年叶淑贞所著《台湾日治时代租佃制度的运行》及《日治时代台湾租佃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