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的。许多乡居地主也压缩自己的自给生产，扩大从市场购买，因之有的仅存耕稼，有的但有园蔬。许多地方是“士人家不畜僮仆，有场圃者雇人种蔬，无者采买于市”[15] 。有些乡居富裕地主出于享受需要，或为市场物价水平所制约，雇工生产比从市场购买有利，也会组织比较完备的自给生产。所以明代有的地主说，“居家生理，食货为急，聚百口以联居，仰资于人岂可也”[16] 。清代有的地主也说，“居乡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鸡豚畜之于栅，蔬菜畜之于圃，鱼虾畜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17] 。此外，由于庶民地主、中小地主发展，宗族同居之制渐衰，地主家庭逐渐小型化，也影响地主缩小自给生产的规模。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它的平均经营规模，都是逐渐缩小的。它的盈缩与农民自给生产的盈缩成正比，与农民商品生产的盈缩成反比。西欧封建领主的自营地生产，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但是，当它成为可有可无的时候，领主制经济也就濒于崩溃了。

再次，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上，西欧领主庄园与中国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也是不相同的。西欧封建领主经营的自营地主要是使用农奴。中国封建地主经营自给生产，秦汉时期是奴婢与佣工杂用，规模大的田园更是使用奴婢为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一般多用奴婢，有所谓“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隋唐而后，迄于明清，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奴婢用于生产日渐减少，使用雇工则日益流行。在某些朝代，封建地主田园周围，有许多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客，但是，他们并不参与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他们与封建地主之间，已经是一种比农奴有较大独立性的租佃关系，与负担劳动地租的农奴是不相同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不同方式，是区别不同性质社会经济的根本标志。庄园农奴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认为农奴与佃客都是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中国封建社会也有庄园农奴经济，这既是把不相对应的事物加以比附，也是把不同性质的事物加以比附，无疑是不适当的。

中国封建地主使用奴婢经营田园，一般只供给衣食，有所谓“饭豆饮水”，其标准可高可低于当时劳动者的一般消费水平，伸缩性较大。使用佣工，既要供给饭食，也要支付工钱。佣工的饭食，通常不能低于劳动者的一般消费水平，从战国到清代，封建地主都讲究“羹且美”，“供应之法，亦宜优厚”，以调动佣工的生产积极性，伸缩性较小。使用奴婢和使用佣工的生产费用就有差异。封建地主家庭使用的奴婢，虽然不同于奴隶制下的奴隶，但奴婢还是“同于资财”，所有权关系照样掩盖了奴婢为自己的劳动，即奴婢用来补偿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也表现为主人的无酬劳动。使用佣工，则货币关系掩盖了佣工为主人的无酬劳动，佣工提供给主人的剩余劳动，也好像是有报酬的。在这两种劳动制度下，奴婢和佣工的生产积极性是不会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因之也不会相同。封建地主使用佣工较高的费用支出，就可以从获得更多的产品来得到补偿。封建地主为了获得一个相同的使用价值量，如果使用奴婢，投入少，产出也少，其经营规模(如劳动者人数和土地面积)就要相对大一些。如果使用佣工，投入大，产出也大，其经营规模就会相对小一些。如明代，常有“僮千指”、“僮奴数百指”的记载，但使用这样多佣工的记载，则属少见。使用何种性质的劳动者，也是封建地主自给生产大小的一个相关因素。

在西欧中世纪的有些地区，封建庄园只有领主自营地，没有农奴份地，也没有自由佃农份地。这种自营地也是由奴仆和佣工来经营的。封建领主如果没有其他因素使他成为领主，可以说他实际上已成为地主。

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与西欧封建领主的自营地，虽然都是自给经济。但是，它们的社会性质是不相同的。它们在封建经济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也都是各不相同的。不适当地加以类比，就只能引起理论上的混乱。


(三)

自然经济是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水平低下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生产关系、地产规模、经营方式等等，作为一种社会条件或经济条件，可能有利于自然经济的保存或商品经济发展，但它们都不是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才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因。西欧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虽然不尽相同，但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也都有一定的发展。中国封建地主的自给经济与西欧封建领主的自给经济，都是与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的。它们不但都依赖商品货币经济来运转，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由商品货币经济来保证的。这说明了，西欧的领主制经济与中国的地主制经济，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只是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于西欧领主制经济，因之物质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的广度与深度，也高于西欧领主制经济。

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不论是西欧领主制经济，还是中国地主制经济，概莫能外。封建经济的任何发展变化，无不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相关连。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自给经济的形成和分解，都是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的。不联系小农经济来考察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的自给经济，就难以获得全面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封建经济的研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小农经济的分析上，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马克思还指出过，“前人总是低估亚洲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髦。”[18] 要避免重复欧洲著作家们的这种失误，关键在于对农民的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要有正确的估量。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37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5]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18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 科斯敏斯基：《十一至十四世纪英国封建地租形态的演变》，《史学译丛》l956第1期。
[7] 《晋书•江统传》。
[8] 《水经注》卷二九，《后汉书•仲长统传》。
[9] 《颜氏家训》止足第十三。
[10] 《十三峰书屋全集》卷六。
[11] 《新唐书•王绩传》。
[12] 《宋书•张茂度传附子永传》。
[13] 《后汉书•仲长统传》。
[14] 《宋书•谢灵运传》。
[15] 光绪《处州府志》卷24，庆元县。
[16] 霍韬：《霍渭涯家训》。
[17] 张英：《恒产琐言》《清经世文编》卷36。
[18] 《资本论》第3卷1975年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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