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田园，具有多种类型。有的只有自给生产，据《周书》卷四十二记载，北朝肖大圜，有田“二顷以供饘粥，十亩以给桑麻。侍儿五三，可充纴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有的是既有自给生产，又有商品生产。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农民的商品生产还不够发展，富于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的封建地主，也是社会商品的重要供应者。晋代有人说，秦汉以来，甚至“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7] 。这在《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书中，都有所反映。如汉代的所谓“豪人之室”，是“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甚至“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8] 。这种大规模经营，既有自用，更是为了出卖。封建地主的田园经营，如果商品生产比重大，自给生产就成为它的附庸，如果自给生产比重大，则商品生产就成为它的附庸。另外有些别墅性质的田园，也有部分自给生产，供封建地主游憩时受用。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有果药羊鸡猪鹅鸭之类，恐怕是属于这种性质。文献资料上对这些田园，或称田庄、庄，庄园，庄墅、庄田，别业等等。

将中国地主制经济下地主经营的田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作比较研究，是有必要的。但将二者相比附，认为中国也有庄园农奴经济，则是值得商榷的。无论从本质和现象上看，中国地主制经济下的地主田园，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下的领主庄园，都具有着重大的差异。

首先，西欧封建领主对其领地的基本经营形式是组织自营地生产。他们通过经营自营地，实行劳动地租，以剥削农奴，自营地的剥削收入，通常是封建领主固定的主要收入来源。出租土地，以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剥削自由佃农，则只是这种封建剥削的补充形式。而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恰与此相反，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基本经营形式是出租。他们通过出租土地，收取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以剥削佃客(或佃农)。与封建领主自营地相类似的封建地主经营的田园，只是地主制经济所派生、所附属的地主家庭经济。它通过役使奴婢和雇工，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只是封建实物和货币地租剥削的补充形式。

中国地主自给生产田园所提供的收入，为自身的经济性格所决定，在其家庭的总收入中，就往往只占居次要的部分，甚至只占很少一部分。中国封建地主的主要收入是实物和货币地租，或地租的转化形态，如官俸、束修之类。自给生产田园所提供的消费品，在其家庭消费总额中，也往往只占居次要的份额，甚至只占很小的份额，主要部分还是求之于市场。北齐颜之推是一个坚决主张消费品自给自足的地主，他那—段以“家无盐井”为憾事的著名言论，是大家所熟知的。但他为自己设计家计时，也承认拥有二十个奴婢和十顷田地的家庭，必须“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9] ，应付婚丧疾病和其他紧急用度。这些货币，就应当是靠出卖地租所得谷物而来的。清代四川缙绅地主李榕，雇工种田数百十亩，“家食仰给于农”，而“祭祀宾客婚嫁之资”，岁需钱百万。他就是靠在书院当“山长”的年俸五十万钱来弥补大部分开支。[10]

中国封建地主不但用实物和货币地租收入，以支付家庭开支中的主要部分，而且还往往用它来贴补自给生产。封建地主经营自给生产的田园，是为了取得生存资料，更是为了取得享受资料，以至发展资料。有些消费品，作为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是可以相一致的。封建地主出于享受需要，对于这些消费品的品种、规格、质量，往往有不同于一般消费水平的特殊要求，还要按节令供应，以至反节令供应，封建地主特别是富豪之家，组织这些消费品的自给生产，一般会比较完备，以至谷麻牲禽都可以“无求于人”。但也可以突出自己的特殊需要。唐代王绩性嗜酒，罢官后，就“以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草药自供”[11] 。南朝张永善隶书，是一个书法家，就“纸及墨皆自营造”。[12] 这种高层次的自给生产，生产费用是比较高的。封建地主为了获得这类特殊的使用价值，就会以地租收入来贴补自给生产。

封建地主是地权的人格化。他们总是要求地租的无限扩大。经营少部分自给生产的出租土地的地主，主要靠积累地租以扩大田产。经营自给生产又经营商品生产的地主，则地租与商业利益交互为用，把地主制经济田产增殖的运行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其财富增殖的能量就大得多。所以汉代的“豪人之室”，往往“资累巨万”，“膏田满野”，不但有“奴婢千群”，还需要“徒附万计”[13] ，才能够耕种。因之，封建地主无论使用怎样多的奴婢与雇工从事自给生产或商品生产，田产始终是他们的主要财富，地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既不能成为奴隶主，也不能成为资本家，自给生产甚至商品生产也始终只是地租剥削的补充，这与西欧封建领主的实物与货币地租收入，只是自营地收入的补充，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西欧领主自营地，是领主制经济的本质要素，没有庄园自营地，就没有领主制经济。领主自营地规模的大小，虽通常受分封地的大小所局限，但自营地生产的自给性，却要尽量完备，以便满足领主的日常生活消费需要。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却完全不同，它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这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

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规模的大小和有无，其主要的相关因素，是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水平，主要决定于农民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情况。农民家庭的生产品，只有在自用和缴纳封建租赋之后还有剩余，才能把这种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还相对低下，农民用于交换的剩余物不多，封建地主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商品的充分供应，就会经营自给生产。这时，封建地主家庭经营自给生产的就多，规模也一般较大。

农民用于交换的剩余品的多少，在生产力水平大体一定的条件下，则主要决定于封建剥削量的大小，和人身依附关系的严格程度。封建剥削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剩余物的多少。人身依附关系的严格，也会通过限制农民的活动余地，影响分工分业，从而限制剩余物的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承东汉豪强兼并的余烈而有所发展，加以“赋重役勤”，自耕农难以堪命，遂纷纷沦为奴婢与佃客，荫附于豪强。奴婢为封建地主从事家务役使和从事生产。佃客耕种地主土地，被“强家收大半之赋”，并牢固地被束缚于土地。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剩余物的生产。加以战乱不已，地区分割，更强化了农民的自然经济。封建地主难以从农民那里获得商品，就只得加强自己的自给生产。同时，北方地主大量南迁，“广占荒田”，“封略山湖”。新开辟地区如浙东福建一带，市场条件就会更差一些。封建地主既有自给生产的需要，又有奴婢充足来源的可能条件，所以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就大规模地发展起来。颜之推也就能对封建地主提出粮食、桑麻、蔬果，鸡豚、栋宇、器械、柴薪、脂烛都要自行种植营造的要求。所以南朝谢灵运在今浙江上虞县所经营的“山居”，是粮蔬果药俱备，自称“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可以“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虞牧”[14] ，用不着和手工业者，商人、渔人和畜牧业者打交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的萎缩，其总根源在于农民的困厄。它通过商品经济的萎缩，促进了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发展。

隋唐以后，迄于明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农村市镇和城市商业也逐渐发达。在市场供应改善的条件下，封建地主对是否经营自给生产，或经营多大规模的自给生产，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状况来安排。隋唐以后，特别和明清，许多富裕地主为了追求享受，遂放弃自给生产，纷纷改乡居为城居。在清代，封建地主是需要“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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