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一个比较发展的封建社会，在晚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许多民族历史的共同现象。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在三十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国经涉及。1936年，吕振羽同志在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首先提到“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出现。[1]①1939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但长时间内，学术界对却少专门研究。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以讨论《红楼梦》一书的时代北景为契机，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对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十年动乱时期，正常研究中断，但一些同志仍在艰难条件下努力发掘新的资料，探讨新的问题。1977年以后，又深入一步，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在本问题的讨论中，由于对资本主义萌芽及其产生条件的理解不同，对不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不同，结论自异。作为一个研究集体，下面即提出我们的观点，以及我们探讨的大概情形，以求教于读者。

一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我们是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一种趋势与可能性。萌芽，总要有可以捉摸的经济实体。但是，萌芽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质逐渐增长，旧质逐渐衰亡；因而，代表萌芽的经济实体就不能不具有过渡的两重性。

这就是说，在考察萌芽的存在时，不能要求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必然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封建性的东西；也不能要求它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机能，而只是主要机能。我们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常见的不完备性有：工人并未脱离土地，保留封建地租和封建垄断，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机能，商人支配，存在着行会和行帮等等。

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中以长期地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它的出现，并不以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为条件，也不必借助于暴力，不必以所谓原始积累为前提。[3]①在萌芽范围内，其发展也不表现为革命性的突变萌芽 的历史是平淡的、默默无闻的，而这了正是我们考察的难处。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进化的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在此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已经开始。

这就是说，对于萌芽的事物，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来考察，才能定性。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有的同志以《太平广记》记有张守珪的茶园“每岁招采茶人力百余人”和《朝野佥载》记有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认为唐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我们看来，即使所记属实，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

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就要估计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它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则留有记载即可，不必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而是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我们的考察，也不能就事论事，而在瞻前顾后。对于明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要研究它在清代的发展变化；对于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要研究它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变化，并探讨它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这才是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目的。

如象北宋苏轼所述徐州利国监的三十六冶，元末徐一夔在《织工对》中记述的丝织工场，不少同志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但它们都是后无来者，在我们看来，还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因而我们的考察是自明代开始。当然，并不排除对这类事例进行个别研究，本文下面还将提及。

二 生产力发展水平

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马克思说：“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世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4]①

话虽如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考察，却是十分困难的。限于史料，对于明清两代的农来生产力，我们只能从(1)农业总产量——代表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2)单位面积产量——代表土地利用效果这两方面进行量的比较，再推论(3)“一夫产量”——代表劳动生产率，并从生产结构上探讨其经济效益。这些分析，多是依靠间接估计方法，当然是粗糙的。

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约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这主要是由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经营引起的。江南虽早开发，但涝和沼泽地的处理始终是个困难，这在当时，只能依靠双手。两宋人口大量南迁，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加以可锻铸铁(俗称熟铁)应用于农具，耕犁的多用途化和手耕铁农具的出现，具有早熟和抗旱性的占城稻(后来的籼稻)的引进和推广，矮株桑和植桑园林化，以及农艺学的进步；这就出现了一次“绿色革命”，使我国的传统农业达于成熟。宋以来几个世纪内，我国食物供给状况优于欧洲；我国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开始于十一世纪(北宋)，而欧洲要到十八世纪才真正开始。

明清两代，农具和排灌工具都绝少革新，农田水利亦不及唐宋之规模，水力能源的利用反不如前代。但不是说农业生产力就没有增进。我们估计，粮食的生产，明盛世比宋盛世约增长百分之五十，而清盛世比明盛世增长二倍以上。如果说，明代农产品的增长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来，即单纯量的增加，那么，清代的发展就只有百分之二十强是由于开垦新地(尽管清代拓垦区很大)因素，而更多的是由于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清代苏、浙、皖、赣的水稻亩产量一般还高于近代水平。这种提高，主要是由于农艺学的进步而来的，包括深耕、早播、选种、施肥、人工灌溉、推广复种等。在生产结构上也有一定的变化。清代北方的开发，使稻麦比例略趋合理；高粱、玉米、番薯高产作物的推广，有利于充裕民食。又经济作物的发展比较突出，这不仅调整生产结构，并通过市场，有利于提高整个农业的经济效益。正是农业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前提。

但是，明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终究是有限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耕作的集约化。在技术设备没有什么革新的情况下，农业集约化只是意味着每亩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清代农学家提出的“多种不如少种好”、“垦田不如粪田”以及成为一个学派的“区田法”理论，都反映这种情况。事实上，随着清中叶人口的急剧增长，每户的可耕地日渐小了，耕作单位更加分散，则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比例增加的。水田一亩，增加一个工只能增产约三十分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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