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季稻不过比种单季多收百分之二三十，而劳动力和费用支出增加近一倍。据一些资料测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清代，尽管亩产量有了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即“一夫产量”却下降了。这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也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微不足道的根本原因。

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要以整个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但逐一考察每个手工行业的生产力甚为重要。这是因为，手工业生产结构大多是并联型的，不是串联型的，各行业有较大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最大的，也往往不是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

我国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些在汉、唐已颇发达，但总的说也是宋代达于高峰。用铁是工业的技术基础，有人估计，宋元丰时(十一世纪后期)铁的年产量约达十二万五千吨，平均每人三点一磅，年增长率百分之二点七；整个欧洲的铁产量，在十七世纪末才达到这个水平，而增长率还不到百人之零点五。[5]①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宋代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科学史家李约瑟说：宋王朝“屡为弱蛮诸邦所困，但帝国的文化和科学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为现实。”[6]②

这种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在元以后就逐渐停滞了。但是，在我们考察明清以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约二十个行业中，它们的生产技术，却大都在宋代水平上有所改进。并且改进愈多的，萌芽也愈完整。如四川井盐业，在宋代著名的卓筒井的基础上，革新凿井、造井和汲卤技术，并创造管道运输系统和利用天然气做燃料，达到手工业生产所可能有的技术高度；这个行业中，也出现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中最完备的工场手工业。

手工业生产力的发，不秒也只是在量的方面，如冶炉加大容积，榨车加大滚轴，矿道加深进尺等。但和农业不同，这种量的增大不一定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往往还能减轻总人力，或代以畜力。这手工业的改进，又很少是在生产工具方面，而主要是在工艺学方面。但对于手工业来说，工艺学方面的改进是很重要的。例如丝织业，直到清代，所用织机大约仍不外宋末薛景石的《梓人遗制》。但是，织机专用化了，织造工艺大有进步，品种多样化，有的趋向坚实耐用，有的增强艺术效果，有的适用于特殊用途，这就能增大产品的市场价值，推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又如有的改进是扩大原料的使用范围，有的是能降低损耗，有的是缩短工艺流程，也都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果。生产力毕竟是最活泼的因素。

然而，总的说来，明清两代我国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并且已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乾隆中叶，西欧已开始使用蒸汽动力；我国矿产的利用，这时仍严重受到人工排水的限制，而水力动力的使用，似乎反不如往昔。尤其是当时最重要的、也是其产品在市场上占最大比重的工业部门，即棉纺织业，在关键环节即纺织的环节上受到技术落后的限制，妨碍了纺和织的专业化。当西欧出现十六锭纺车时，我国还是单锭。仅有的改进三锭脚车，也受到家庭劳动力结构的限制，不能推广。这样，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棉纺织业还基本上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阶段，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并且成为“男耕女织”的农村自然经济的基石。在当时以至近代，棉纺织业是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我国棉纺织业生产方式的落后，成为整个社会新生产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也使得全部资本主义萌芽黯然失色。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又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7]①

然而，不能从商品流通直接引申出资本主义萌芽。这不仅因为流通不能决定生产方式，还有前资本主义商人资本本身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古罗马的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并未引起工业生产的任何进步。[8]①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商业大大衰落了，封建领地变成彼此孤立的庄园经济；十六世纪以后，民族市场和世界市场形成，才成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由于较早地废除领主制割据和实现国家的统一，商业一向比较发达。但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产生并不是较早，面是较迟。这当然有他方面的原因，但也应当从流通本身寻找原因。

前资本主义的流通并不是由生产所驱动的，而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包括大量的没有商品生产的流通。因此，在封建社会，不是所有的流通都能成为生产关系变化的条件，而是要看它：(1)能否为扩大生产准备大市场；(2)能否为生产积累货币资本；(3)在中国这样的非海上贸易国家，还要看他是否有助于改变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在这些条件下，小商品生产才能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

我国封建社会大体有四种市场：(1)地方小市场；(2)城市市场；(3)区域市场；(4)突破区域的大市场或全国性市场。据我们考察，各类市场上的流通，性质有所不同。其中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尤其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才足以反映社会分工；全国性的大市场，在这种市场上的长距离贩运贸易，才最能满足上述三种作用，成为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9]②

宋代商业有飞跃的发展。地方小市场(墟集、草市)的税收，几达全部商税之半。城市市场突破了坊市制，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所述，已达于高度繁荣。不过，宋代的地方小市场，主要还是农民余缺调剂的场所，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内的交换。这时的城市市场，也主要是发展着零售商业、铺坊加工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在近代消费社会兴起以前，零售商业并不是执行流通职能的商人资本(饮食、服务业当然更不是了)，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10]①。这种商业，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是由封建阶级(连同他们的仆从、士兵等)以其收入购买消费品所形成的交易，有如马克思在研究亚洲城市时所说的“收入同自由人手相交换”“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11]②。这种收入，不外是地一租(剩余产品)的转化形态。它包括：(1)政府征收的田赋和杂课；(2)城居地主引入城市的地租；(3)商业高利贷资本取自农村的利润和利息。无论这三者采取货币或实物形态，农村都要把同值的产品运往城市，而城市并无回头货与之交换，显然，并非真正的商品流通。因此，这时城市市场的繁荣，主要是反映了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而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国也很早就发展了长距离贩运贸易。但在宋代以前，除盐铁等自然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外，主要是那种珍奇宝货的奢侈品贸易，以及由“任土作贡”遗留下来的特产品贸易。这两种贸易所经营的都是已生产出来的东西，其销售对象又限于贵族、士绅，并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所以尽管琳琅满目，对生产的和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却很少作用。

大约自明中叶起，我国的贩运贸易才开始以民生用品为主了，生产者之间的交逐渐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约同时期，为顾客加工的手艺人逐渐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工农业产品的交换相应发展，区域市场，渐具重要意义。明清两代，商运路线都有延长和增辟，到鸦片战争前，内河航运 路线约达五万公里，沿海运输一万公里，已略具近代的规模。随着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新兴起一批商业城镇，以至出现汉口、佛山这个巨大商埠，它们不同于过去封建城市市场了。长距离贸易，并使某些地方小市场向大宗商品集散地转化，以至兴起一批著名的手工业镇市。明清以来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出现的。据我们考察，凡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其产品都有长途远销。象丝织、茶、铁等固不必论，如糖、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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