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事例。

因此，到清中叶，尽管农村雇佣劳动已形成巨大的队伍，但主要是佃农、自耕农、富农雇佣的长短期辅助劳动，或地主雇用于自营地、场院的劳动(几乎每个出租地主都留有少量自营地)。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是极少的，在学者们检阅过的乾嘉间约四百件记载中(主要是刑部档案材料)，我们能肯定其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不过十余例。

再看手工业。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性质比较容易确定，资本的转化也比较明显。但它们是生长在封建社会，封建关系无孔不入，在考察他们的雇佣劳动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在矿业、盐业、木材等业中，都常有地主或封建官僚参与投资或分配，在云南铜矿中还有所谓官本。在一些农产品加工行业中，更多地主富农开设的作坊。一般说，这些关系是比较容易弄清的。如台湾的“头家廓”(糖房)，行收佣制，即使是地主所设，也已是资本主义关系。而广东“上农”开设的“一人一寮”(独资糖房)，因其经营方式文献未详，只好不作结论。

第二，分配方式，密切关系劳动者的性质。我们所见如伙计制、亲身兄弟制、实物提成制、家庭包工等，多半不能成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学徒，这时大都是东家带徒，一般不作雇工处理。有些分配方式，如踹布 业的提成，虽不改变雇佣劳动性质，但改变主雇关系。有的地方还保留有奴隶劳动，如煤矿业的关门锅伙，但要考察它所占比重，不能因此否定全矿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第三，手工业行会和雇工组织的行帮，是个有争论的问题。我们的作法是，一方面，对它们分别作为专业研究，明确其性质。另方面，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据我们考察，无论是明代以前的行、行团、行铺，或是清代的会馆、公所，在我们所讨论的二十个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中，都没发现什么它们阻碍萌芽出现的具体事例。在清乾隆以后，确有些行业的行规限制很严(还未发现这以前的行规)，但主要是手艺人和饮食、服务业，不是我们所考察的行业。清代兴起的雇工的行帮组织，也是一种封建组织，与我们所考察的某些手工业关系较大。这种行帮也未阻止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但对萌芽的发展有消极作用。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须在同一资本下有一定的量。不过，据我们考察，这在农业方面并不具有决定性，在手工业方面则十分重要。手工业中由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雇主较多，他们大都掌握技术。过去我们常把雇工不多的小业主，即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作资本家看待，这本来是不科学的。在考察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更不合适，因那时手工劳动中剩余价值率较低。究竟雇工多少人才算资本主义，很难说定，因行业利润情况、技术的构成、雇工和学徒比例各不相同。有些行业，社会分工代替了场内分工，就不能要求一个资本雇用很多工人。很少分工、接近农业劳动的行业，也是这样，有时雇四、五人亦可剥削致富。但在史料中，往往不分业主、家属、雇工、学徒，笼统提若干人。在无其他情况可考时，所提不足十人者，我们一般就不予考虑了。

雇工很多的，也常须另行考虑。突出的是采矿业，史料记载，动辄千百，以至数万。若说一个矿场上，几千几万人都有人给他们发工资，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很可能是小生产者或从事副业的农民，受矿商支配(收购、预购乃至贷款)而已。还有一种自有首领以至拥有武装的“矿徒”，也未必是雇拥关系。前面提到的宋代的三十六冶，我们因它无延续性而未作萌芽考虑。这里“土豪百货科家，金帛山积，三十六冶，器械所藏”，可能就是拥有武装的地方势力，所以苏轼“常令三十六冶每户点集冶夫数十人持挈枪刀”卫护衙门。[17]①明代有不少类此记载，如福建拥有五百矿夫的马大王，浙江有矿手二百人的叶宗舀，辽阳能聚五百人，千人的大小矿首，我们都未予考虑。

冶铁业记载常称“每炉聚集二、三百人”，“一炉多至五、七百人”，这是把采矿、烧炭、运输的人夫都算进去了。矿砂和炭很可能是向小生产者收购，运输可能是按件向个体劳动者付运价。明代大型冶炉的雇工不过四十到六十人，小炉仅六人。我们只能按这个标准来考察冶铁业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六人者还不能算)，而对其采矿部门是不能肯定的。惟煤矿需开竖井，云南铜矿有硐尘系统，均不在此例。

手工业中，由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雇主，其雇工性质有个发展过程。有个人们熟悉的材料，即苏州丝织业中，“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18]①这些小户，虽出卖劳动力，仍然是机户，不过是失业户。大户也是机户。大小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今天你呼我织，明天另走他家。“在那里也存在着对资本的依附和雇佣劳动，但还未形成任何牢固形式”，“业主同工人之间的差别较小”[19]②。这种雇佣劳动，还正在向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过渡，恐怕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是明代的事。依此来看我们前面提过的元末的《织工对》，那里所记的织工竟是如此来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里所表现的自由，正因为他们还未牢固地依附于资本。
注释

•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编）所作的导论，单独发表时经删节。
[1]‚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491、492页。
[2]‚《 毛泽东选集》 第2卷，第589页。
[3]① 们们以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基本上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以鸦片战争前为限，一般不涉及它。
[4]① 《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
[5]① Robert Hartwell: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1, 1966.
[6]② 《中国科学技术革新史》第1卷第1分册，中译本1975年版，第284页。
[7]① 《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第3卷，第365页。
[8]① 《资本论》第3卷，第371页。还有些民族，商业精神是他们固有的特征，更不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进步。
[9]② 关于各类市场的分析和流通的性质，见本书《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业资本》一文，这里从略。
[10]① 《资本论》第3卷，第320、347页。
[11]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66、474页。
[12]① 照马克思的说法，短工阶级的形成是和货币地租、租佃关系转化为“纯粹的货币关系”分不开的。见《资本论》第3卷，第900页。
[13]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63、404、468页。
[14]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6页。
[15]① 鸦片战争后我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确有不少地主投资于近代工业，我们考察到有一百十三例。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土地主，而大都是与当时的洋务、税务、通商有某种关系，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并非单纯来自地租，而是具有原始积累性质。
[16]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08页。
[17]① 苏轼：《与章子厚书》，《宋文鉴》第一一八。
[18]① 蒋从化：《西台漫记》卷四。
[19]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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