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决定性作用的封建主义在中国表现出与西欧以及日本迥异的情形。中国的封建主义带有浓厚的国家塑造色彩，其确立与延续取决于国家自身的控制能力。可是，国家控制能力又很难长久保持。因此，当国家控制能力在春秋之际急剧下降时，封建主义便告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社会的剧烈流动和官僚集权制度的建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本文的讨论揭示了与理论界长期坚持的"封建主义的延续导致了中国经济停滞"这一观点截然相反的命题：中国经济增长在14世纪以来之停滞，不在于封建主义之漫长，而在于封建主义之短促。其原因在于，由于封建主义之短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间层没有获得确立与发展的机遇，而在西欧长达10个世纪的封建主义演进过程中，它却得到了充分发育。当然，中国封建主义之短促，进一步的原因在于国家的早熟性介入，而在西欧，国家则是封建主义解体的产物。
中间层的发育程度进一步决定着一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制度演进绩效。在西欧，封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产权保护孕育了中间层最初的胚胎，这种胚胎在产权保护由领主向国家逐步传递的同时发育为独立的商业贸易阶层。到后来，该阶层又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形成了产业资本家，在此基础上，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与银行家阶层迅速崛起，成为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不仅如此，市场规则与法律制度最终也被以上过程合乎逻辑地内生出来。进一步地，中间层一旦确立，社会便会形成稳定而有效的三重结构。在市场和法律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一方面，国家的暴力潜能受到约束，其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随之提高；另一方面，分散于下层的资源也会得到充分动员与有效配置。可是，在中国，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控制和支配着社会经济生活。由于没有相应的缓冲与制衡机制，制度演进深深地陷入了二重结构困境并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最终，这样一个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出现私有产权形式与经济自由的国度并没能握住发展的机遇。

本文的讨论还发现，普遍主义与社会三重结构并行不悖，而二重结构则往往只能导出特殊主义。在中国，儒教伦理自汉代起逐渐确立其地位，而且由意识形态迅速上升为正式制度安排（礼法）。这显然具有替代三重结构中产权与法律制度安排的意味。任何社会都需要均衡与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在三重结构中是由中间层提供的，而在二重结构中，由于不存在中间层，就只能由儒教伦理来充当了。儒家意识形态固然有助于降低国家控制社会经济的成本，但同时也把社会分割成许许多多小的信任系统（或圈子），使特殊主义进一步蜕变为关系主义，由此限制了合作秩序的扩展。在这里，日本的经验值得格外珍视。日本的成功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主要是依赖于与中国同源的儒教伦理（特殊主义），恰恰相反，它和西欧一样，成功的关键依然在于其普遍主义（完善的产权与法律制度）。与西欧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在其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抹上了一层特殊主义的"润滑剂"而已。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的研究除了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制度结构及其演进过程的理解外，还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它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现实中的改革。从总体上看，迄今的改革经历无疑是成功的，它冲击着原有的制度结构并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不必讳言，确立新制度框架所必需的条件并未准备就绪。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增长以及改革本身的动力与激励基本上是由下层新获得的经济自由所提供的，这种经济自由曾经一度被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禁锢。可是，仅凭下层经济的活跃并不能说明制度变迁所真正达到的水平。因为我们已知，古代中国的下层交易与社会流动就曾经十分广泛；而同样的情形在印度与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随处可见（布罗代尔，1979）。因此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其它层次的变迁。可事实表明，无论是起初的分权化改革还是后来的市场化改革，都未能在产权制度创新与市场环境改善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企业家阶层的成长进程也十分缓慢。也就是说，中间层尚未在改革中真正得到发育。由此也就不难推断，整个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过程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行政协调与控制。一方面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分散的经济下层组织，这显然是典型的二重结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运行出现周期性的收放循环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注：张曙光教授（1995）曾对中国粮食购销制度的变迁过程进行过案例分析，他认为，放开粮价，放开经营，只是粮食购销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粮食经营的市场化必须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相应的市场组织，形成适当的市场结构。否则，粮食市场结构就会呈现：一方面是强大的国有粮食部门，另一方是分散的农户和广大消费者，粮食从农民的庄稼地走向消费者餐桌的过程，与其说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不如说是按照行政指令行事。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购销制度变迁过程的反复与收放死乱循环就成为必然的了。显然，这对本文有关制度演进周期性的观点提供了一个现代注解。）。看来，我们已经触到了问题的要害。实际上，由二重结构转入三重结构，这是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更为深邃的涵义。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从一个层面看，中国的改革需要从二重结构的缝隙中发育中间层（区别于西欧逻辑），从另一个层面看，又需要用特殊主义兼容普遍主义（区别于日本逻辑）。这预示着：如果中国改革获得成功，将提供一个与西欧、日本经验相映成趣的制度演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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