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才能得到扩展，而"企业资本主义"则很难产生与生存。
五、制度演进的周期性

在中国社会的二重结构中，一方是具有暴力潜能的国家及其规模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是分散的民众阶层。这种力量极不对称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上层的偏好与决策缺乏来自下层的制约与纠偏，由此决定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或帝王的权威性、开明程度、所采取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代理人阶层的廉洁与办事效率。显然，这些条件对任何一个官僚统治集团而言是近乎苛刻的。比如，国家的权威性会随着权力的逐代传递而递减，统治者的有限理性将影响其开明程度与政策的有效性，而监督控制成本与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得官僚体制的廉洁与效率难以保持。在中间层存在的场合，这些问题可以经由一个有效运转的市场与法律结构以及其它相应的制度安排得到处理。事实上，中间层本身就是一个克服有限理性、节约制度成本与实现经济协调的装置。可是在中国，由于缺乏这一装置，以上问题就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制度震荡来解决了。具体表现为，在每朝开国之初，君主贤明而富有权威，且政令畅通，整个制度的运转效率也较高，因此社会趋于安定，经济逐渐复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支撑制度有效运转的条件会逐一失去，这样，由盛而衰的转折将难以避免，而且往往一发不可收拾。每到此时，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便随之涌现出来，并开始重复又一个制度演进周期。

不容忽视的是，在制度有效运转条件逐一失去的同时，整个官僚阶层的规模及其消费需求随之膨胀起来，而这种状况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了制度运转条件的消失。由于残缺的产权结构与产权保护制度不能给作为主要生产者的下层提供足够的激励，导致生产技术落后与投资不足，经济产出也因此出现停滞乃至负增长（在遭遇自然灾害时就更是如此，而中国又是一个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度），因此每当制度演进跨过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的需求与供给便立刻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体现在呈周期性上扬的粮食价格之上（张杰，1993，p.135-149），也反映在下层（尤其是土地耕作者）所承担的越来越繁重的税赋之上。当粮价与税赋超越某种限度时，下层与上层之间的"革命性"冲突将在所难免。

以上的讨论显然带有常识性。不过，值得深入考察的是，上述革命性冲突并没有产生制度创新的绩效，而是频繁导致了下层对上层的简单替换。由于原本就不存在双方认可并得到有效保护的产权边界，或者这种产权边界仅仅显示的是上层的偏好，因此每次由下层发动的制度变迁行动便必然以打破原有的产权边界开始，而以按自己的偏好重新界定产权边界告结。并且，由此确定的产权边界同样不体现双方同意的原则与包括谈判妥协的内涵。剥夺剥夺者，以强制对付强制成为中国古代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基于这种逻辑不难推断，作为制度变迁的发动机制，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无非是把某一部分人从上层赶下来再让另一部分人跻身上层的过程。或者说，每次制度变迁在付出了巨额的成本之后，其结果只不过是对原有制度结构的简单复制。

社会的二重结构最容易造就导致上述周期性变迁的社会基础，从理论上讲，整个下层都是制度变迁的潜在支持者与参与者。我们已知，在每朝开国伊始，人们大都获得了土地与其它形式的财产并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收益，但这种收益并没有从产权制度上得到确认与保护，从长期看，它具有极不稳定的预期。随着王朝从早期的平稳走向中晚期的动荡，预期的不稳定性也会陡然加剧。当人们从现有制度中所获收益递减且不稳定性上升时，对制度变迁的期望值无疑会增大。换言之，如果人们在现有制度内得不到什么收益，那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制度被推翻的过程中，他们几乎不支付任何成本，制度变迁可能带来的预期收益在他们眼里就会被无限放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被"均贫富"与"耕者有其田"等许诺所吸引而加入到制度变迁过程中去。相比之下，在三重结构中，由于存在完备的产权结构与产权保护制度，人们具有稳定的收益预期。在面临是否参与制度变迁的选择时，他们首先得考虑制度变迁要支付多大成本与可能带来多少收益。只有当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他们才选择支持或参与制度变迁。由此可见，由三重结构所支撑的制度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即使发生了制度变迁，其结果也不会是制度复制，而是制度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变迁的周期性与复制功能进一步说明了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可塑性与柔韧性。希克斯（1969）曾经认为，中国成功的官僚政治制度确乎达到一种非常稳定的均衡状态，它经受得住猛烈的冲击（如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并在强大的冲击之后仍能复原（p.20-21）。事实上，每次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是释放掉导致制度非均衡的能量，制度变迁告结之时，便是制度恢复均衡之日。由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改变的只是财富、权力等制度存量的分配与占有结构，而很少有制度增量的产出与积累，因此，不管制度变迁行动表现得多么激烈，也仍不过是在原有的制度结构中兜圈子。破而不立，这是中国古代制度变迁的显著特征。从理论上讲，制度创新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制度变迁能否改变既有的制度结构，从而调整和扩展制度选择集合以及制度选择空间，因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只能从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挑选出来。制度安排集合越多，制度选择空间越大，制度创新的概率就越高。可是在二重结构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许多制度安排被剔除，制度选择空间十分狭窄。当原来的制度结构被打破后，在所面对的制度安排"菜单"上，除了原有的那些制度安排外，却没有什么别的"菜"可选。

六、儒家意识形态的作用

对外在不同社会背景与制度环境中的经济组织与个人而言，其实现行为规范与利益协调的途径与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在一个健全的三重结构中，主要依赖于以法律与市场结构为主体的正式制度安排，而在二重结构中，除了国家的直接控制外，则基本借助于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安排。当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节约机制与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诺斯，1981，p.51、53），为任何社会所必需。但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性质及次序则是迥异的。在西欧，意识形态在正式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二者的关系是互补的，而在古代中国，由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与法律结构，因此前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后者，并与国家控制互为补充。显然，意识形态在中国发挥着与西欧不同的节约功能。它节约的不是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事实上反而增加了这笔费用），而是国家控制费用。

应当看到，在二重结构中，上述现象的产生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我们不妨领略一下秦汉之际法家与儒家角色转换的奇特历史图景。法家强调国家的严格控制，秦国统治者采纳其主张并在与六国的竞争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可称之为"法家的胜利"却颇为短命。由此表明，在二重结构中，仅仅依赖国家的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国家规模的迅速扩大，国家的代理人结构趋于复杂，代理链条也大大加长，加上社会流动性自战国以来骤然加剧，而失去既得利益的封建贵族不时存有抵触情绪，这一切都会导致国家控制费用急剧上升。新统治者为了追求租金最大化就不得不继续使用法家的严刑酷律，结果，从历史巨变中尚未完全平静下来的下层被再度触动，新王朝在他们的不满与对抗中顷刻瓦解。继之而起的汉王朝无疑从中获取了教训。在经过汉初崇尚"无为而治"的短期调整（这种矫枉过正的策略也招致了社会不稳定）之后，新统治者开始谋求一种不"法"（避秦之弊）不"道"（避汉初之弊）亦法亦道的国家治理结构（张杰，199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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