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不能消灭手工业，这两者之间不仅有矛盾的一面，还有互相补充的一面，以至有母与子关系的一面。“第一批机器是在手工业条件下，用手工劳动制成的”；[12]②直到今天，一项新发明的样机，仍然要依靠手工研制。今人在前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研究中提出的互补效应，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早已论及了。其实何止是前工业化，手工业对于机器大工业的补充，手工业对于经济近代化、现代化的贡献，至今不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出现的“手工业复兴”，[13]③曾经引起西方经济史学家的重视。在我国，近年来乡镇工业的勃兴，尤其是“温州模式”（主要是家庭工业），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功能，也应当对我国经济史学界有所启发。照我看来，回顾我国近代史中的工业化过程，总是贪大求洋，不适合国情，吃了亏。


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这样看来，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化，本来应当走自己的道路，正如今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样。就是说，它应当不是西方生产方式的原样移植，而是新生产方式和中国内部能动因素的结合。历史是无情地失败了，以致我们无法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中国近代经济史只能是灰色的。但在失败史中，还是可以隐约地看见一些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憧影，使人得到启发。

19世纪洋务派创办的那些官办企业，尽管在体制上有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标的，在实践上却是走的一条移植西方或者全盘西化的道路，与中国的传统经济脱节。它们被称为“洋务”，而最后多半是被强大的外国资本所吞没或支配。但是，在一些民办企业中，并不完全是这样。资本家经营企业，多少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经济规律，谋取最大效益。前已提到他们引进一些外国新工业时先采取手工生产，即为一例。现在再以缫丝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为例，看一下它们发展的道路。

缫丝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的工业，是民办最早的近代工业。早在1870年前后，西方人就在上海和东京引进当时最新的意大利式丝机，建立蒸汽动力丝厂，都因为不是桑蚕区，脱离鲜蚕市场，经营失败。日本人是把该厂由东京迁到长野县信州，并且把丝机简化为木釜，把蒸汽动力改为水力，利用山区桑蚕业的优势，发展起日本缫丝工业，再经过不断改进，最后打败了中国缫丝业，这是尽人皆知的。[14]①广东陈启源，立足于本土，利用岭南多造蚕的优势，并把法国式丝机改造为足踏、汽喉（蒸汽煮茧）作为过渡，结果发展起顺德一带的小型机器缫丝业，19世纪末达100多家。上海新建的华商丝厂，仍然保持西方式的高技术设备大型厂，19世纪末，上海丝机每台日产能力达375克，广东丝机为225克，日本丝机仅169克。但是，上海白厂丝的出口只有广东的1／3，在成本上也敌不过日本。这是因为，它脱离桑蚕区，既无利用鲜茧之便，又昧于信息，经营困难（茧的年成和含丝量与气候、雨量关系至密）。直到1920年，上海厂丝的出口仍然落后于广州。无何，江南缫丝业向桑蚕区无锡转移，兴起了新的缫丝工业基地，到1928年，江南厂丝出口才压倒广东。这时，日本本国式丝机经过改进，已超过意大利式、日产量达449克了。[15]②这叫先退后进，占了上风。

棉纺织是进口替代型的工业，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1879年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官局，都是着眼于洋布的泛滥，希图“分洋人之利”。1899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情况就完全不同。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通海的植棉业和手织业发展的基础上的。通海的植棉业，乾隆间已由“沙花”发展为“通花”；这里的织布业，嘉道间已由稀布（包装用）发展为关庄布，再进而为通州大布。大生的成功，十年间资本由44万余两增至165万两，就因为利用了中国传统经济的这两个能动因素。它以生产12支纱为主，以适应通海棉；70％的产品供应通海手织户，以发挥通布的市场优势；在管理上也“停年歇夏”，以利用农村劳动力。这条道路是中国式的。以后民营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莫不如此；李鸿章、张之洞的织布局也从失败中得到教训，弃布就纱，变成三新纱厂和裕华纱厂。到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棉纱已由净进口变成净出口，于是纱厂开始增设布机，到三十年代，洋布进口也微不足道了。
棉纺工业不完全是进口替代，它同时具有前向联进（linkage）和后向联进的效应。原来的士纱是不能适用手拉机、铁轮机的，因而也不能织宽幅布。20世纪以来，随着纱厂的发展和廉价机纱的大量供应（这时进口洋纱已不居重要地位），推动了各城镇织布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到二十年代约有2，000余家；同时，产生了南通、定县、高阳、宝坻等新兴手织布区；并在这些地方和江浙手织布区发展了商人放纱收布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这些形式下织造的宽幅改良土布，在质量和价格上都可以同洋布直接竞争。我们估计，到1920年，改良土布的产量约有5000万匹（土布匹），同样，中外纱厂生产的机制布不过3664万匹（折合土布匹）。当然，市场上最大量的商品布仍是农村家庭生产的，约有2，2亿匹；不过，家庭织户也已大都采用机纱，并部分采用手拉机，从而提高了手织效益。到三十年代，改良土布就再让位给机制布。

后向联进主要在于棉种的改良，即长纤维棉种的引进和推广。张之洞、张謇、穆藕初都是这项事业的开拓者，而他们之开发农业经济都是由于办有纱厂。此外，由于张謇的倡导，在苏北地区还出现了几十家盐垦公司，改造盐滩2000万亩，移民30万口。尽管这些公司设备落后，并主要行租佃制，但由晒盐改为植棉，土地利用效益增大，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从缫丝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中还可悟出一个道理，即在中国，工业的发展必须与广大农村经济相结合。在当时，中国要走日本的或今天亚洲“四小龙”的那种外向型发展的道路是不现实的，工业的原料和市场都是在农村。上海的丝厂是用湖州丝，而多少年来，著名的湖州丝并无改进；质量且有下降之势。无锡的丝厂与当地桑蚕业直接结合，到1929年，在无锡农村改良蚕种已完全代替了上种。在南通，由张謇创建的，包括农、工、商、运输以至银行的“南通实业”体系，人或讥之为地方主义或封建割据，其实，他那包括农业在内的十几家实业公司都是由大生纱厂资助或保证，是建立在大工业资本力量之上的。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的区域或乡土经济发展路线，不失为中国式的近代化的途径之一。它比之那种以洋行为中心，以租界为基地，脱离农村以至对立于农村的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应当有更广阔的前途。然而历史无情。南通模式的乡土经济发展路线，随着大生纱厂的衰落而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上海纺织业向内地的转移，也因军阀混战和时局多变而甚少成绩。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却在帝国主义保护下取得优势。

中国近代经济史仍然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我觉得研究者的任务，不仅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还应当从中找出积极的东西。我的本意不过如此。 注释

[1]①这个讨论始于1982年而盛于1984年，几种看法可见于1984年《历史研究》2、4、6期的有关文章。最近一次讨论会是1987年8月在湘潭召开的。
[2]②可举出的有龚骏的《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刘大钧的《中国工业化研究》，方显庭的《中国工业化：一个统计的考察》（英文）何廉、方显庭的《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及其影响》等。
[3]① 以“不发展的发展”为标题的著作，有 Victor D．Lippit的长文，载英国Mdern China，4卷3期，1978年；Philip C．C．Huang编辑的论文集，纽约 1980年出版。
[4]②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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