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语录》）
[4] 《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5] 《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是之谓能参。”“参”具有“并立”和“参与”的意思。
[6] 庄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天人关系。“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在庄子那里，“天”是自然之天，“人”则由“道”和“天”赋予其形体和容貌，规定其生死和劳逸。“夫大块（天地，自然）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所以人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在天地之间很渺小。庄子又通过“大冶铸金”的寓言，劝喻人们不要追求独立的特殊地位：“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以上见《庄子·大宗师》）
[7] 甲骨文的“之”从“止”在“一”上，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
[8] 参阅拙作《农业实践与“三才”理论的形成》，载《农业考古》1997年第二把手期。
[9] 目前所看到的关于“天时”的较早记载是战国文献。如《易传》：“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文言）《孟子·公孙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王制》：“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10] 荀子在分析“人”何以“最为天下贵”时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分义也。”（《荀子·王制》）
[11] 参阅拙作《“人力”“人和”及其他──农业实践与“三才”理论的形成之二》，载《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12] 《易传·坤·彖传》：“至哉乾元，万物资生，以顺承天。”“坤”就是地。《管子·形势解》也说：“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荀子·尧问》引孔子对土地的描述是：“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树之五谷而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
[13] “天”是自然之天，其最关紧要的内容和特征是气候变化的时序性。“地”是自然之地，它蕴藏着作为人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源的动植物资源和矿物资源，又是农作物生长的载体，因而是财富之所由出。《吕氏春秋·任地》说：“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正是把“天时”的运行和“地财”的生长视为一种自然的过程。
[14] 参阅拙作《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9年3月，中国海南省海口市。
[15]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倡导“自然无为”的哲学家，谈到农业生产时，却是主张有为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庄子，他曾经用“浑沌凿窍”，七日而死的寓言（《庄子·应帝王》），表明反对人们改变自然的任何努力。但谈到种庄稼，《庄子·则阳》说：“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耘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餐。”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形成的精耕细作传统影响太深远了。
[16] 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计──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潘吉星主编）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17]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淮南子》指出，“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把关系到民食的农业放在君国的基础的地位，而主张用“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主术训》）的办法来发展农业生产。西晋束皙也说：“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
[18] 《经法·大（六）分》：“王天下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用之。”《十六经·前道》：“治国者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19] 如《淮南子·修道训》指出：“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20] 参阅拙作《太平经中的“三统”论与生态思想》，载本论文集。
[21] 这种图式到了《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构造得更加精致、复杂和庞大。中国地处北温带季风气候区，不同方向的季风更替和季节的变换一致。因此，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以四方配四时的观念。这种观念成为阴阳五行家时间与空间高度一致的世界图式的思想渊源之一。
[22] 《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
[23] 《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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