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紝，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

这段文字涉及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等各方面，但重点还是讲农业生产。作者谈到了天时、地利、物宜和人事，认为增加收入要依靠“人事天功”，但立足点是“人为”，包括人的劳动，工具，技能，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里正体现了“三才”理论的基本精神。

“三才”理论与阴阳五行学说也有密切关系，它们有相似的起点，即源于农业实践，但走向却各异。例如《管子》中有《四时》、《五行》两篇，属于阴阳五行学派，其中也谈到天地人的关系。如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这和“三才”理论关于农事活动必须与自然规律、尤其是气候变化的规律相适应的思想颇相接近。《四时》、《五行》把四时与五行、五方等相配，形成一个时空混一、天人混一的世界图式。[22] 这种图式把世界视为天上人间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整体，与“三才”理论的整体观相通。不过它往往用幻想的、虚构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以致其牵强附会的成分竟有掩盖其合理内核的趋势。《四时》、《五行》与“三才”理论一样，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化[22] ，但又提出“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要求“圣王务时而寄政”，即严格按照“四时”、“五行”的不同次序安排相应的政务（包括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农事活动和与此无关的事务），如若次序相错乱，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这里虽然也包含了某些合理的因素，但混淆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区别，带有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就在这里，它与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天人相参”的“三才”理论分道扬镳了。

总之，在农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三才”理论，不但成为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领域，并影响和渗透到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各个学派之中，在他们的学说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不妨说，它已经构成为独具一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色”之一。
（五）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得出以下一些认识。

不少学者把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归结为“天人合一”，其实这是不全面、不确切的。在这种情况下，“天人合一”已经逐渐变成一种语言符号，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它实际的历史内容。实际上，“三才”理论更加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有机统一的自然观的特点。这种理论在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反过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并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渗透到各种学派的学说中，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斑烂的色谱中的一种“原色”。由此看来，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研究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不能只孤立地研究各个学派的有关学说，也不能光研究相关的哲学范畴，还应该注意研究这些学说和范畴与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这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一种新的思路呢？

用“天人关系”这个思想史的热点论题来讨论经济史上的问题，是否确当？——有人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借用“天人关系”来讨论中国经济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虽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论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它确实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内。而且，古人总是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他们讨论和指导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时，总是以天地人相参的“三才”理论为立论依据的。所以，在中国经济史领域中，用“天人关系”代表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进行讨论，切合历史实际，因而是很合适的。

不仅如此，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讨论中国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把该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的需要。

我们知道，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随着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互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的国策，对历史上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研究，环境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震动朝野的1998年的特大洪水发生以后，有关研究的课题和成果显著增多。人们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视角进行各自的研究，例如从历史地理学或历史气候学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迁，从灾害学的角度总结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和实践，等等。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分散的研究整合起来，推向深入。我们认为，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是把研究推向深入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这意味着不但要考察历史上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而且要考察“天人关系”论的形成发展与历史上经济活动，首先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相互关系，并把这些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研究要求多学科（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史与思想史）的相互配合，有利于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同时，把历史上经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和进行这些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联系起来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这些发展变化的利弊得失，从自然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总结有关经验教训，而不光是现象的罗列和过程的描述。

近年的研究揭示了不少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事实，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幅足以令人黯然神伤的图景。这些教训无疑是应当认真总结和汲取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有能够比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三才”理论的指导，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认真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和实践，中国还因此拥有居于古代世界前列的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了灿烂的长期延续而未曾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前人的许多经验至今仍有生命力，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同时把握这两方面的事实，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我国的人与自然关系史和环境变迁史。
至于中国很早就出现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和实践，为什么后来还是发生了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这一方面是由于理论本身的缺陷。注意了调节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关系，但忽视了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人口问题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下，不可能从总体上安排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制止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也不可能解决贫困破产农民和逐利者滥砍滥伐的问题，等等。 对于历史上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批判的矛头应该主要指向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不要忘记人与人之间关系对它的影响和制约。
注释

[1] 《尚书·大诰》：“予（周公自称）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指周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天命）。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天亦惟休（美、福祐之意）于前宁人。”
[2] 在孟子那里，“天”是多义的，如《万章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命是独立于人力之外的决定性力量。
[3] 如张载说：“性与天道不见乎大小之别也。”“天良能本吾良能。”（《正蒙·诚明》）程颐说：“天地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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