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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和）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如何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
《说文》：“时，四时也。”即春夏秋冬的季节变迁。又说：“旹，古文时，从之日。”查甲骨文“时”作“”，正是从之从日，意指“日之行”，即太阳的运行[7] 。这表明人们很早就直观地感觉到太阳运行引起季节的变迁，而称之为“时”。黄河流域地处北温带，植物的生长发育与气候的季节变迁的节律高度一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必须关注和顺应气候变化的这种节律，《尚书·尧典》说“食哉唯时”，充分说明了“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可以追溯到农业起源的时代，故有“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的传说。不过，这是后人的追述，当时人们还没有把“天”和“时”联系起来。西周的“天”仍指人头顶上的苍天，并作为至上神——“帝”的代称。西周末年“气”介入到“天”的概念中，春秋时代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而“气”和“阴阳”等概念的形成也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8] 。在这以后，人们逐步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形成“天时”的概念[9] 。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把“时”，即气候变化的时序性作为“天”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征。而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观天授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务。
古人把“地”看成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管子·水地》），它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自不待言。“利”字后人多从“锋利”、“利益”等意义上使用它，似乎与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甲骨文中“利”字作“”，从刀从禾，原意应为收割禾谷所获；“利”作“锋利”、“ 利益”解只是其引申义。正如清代学者俞樾说：“盖利之本义谓土地所出者。土地所出莫重于禾；以刀刈禾，利无大于此者矣。”（《儿笘录》）可见，从“利”字的起源看，“地利”完全是从农业生产中得出的概念。“利”虽用“以刀割禾”会意，但“禾”只是作代表，“利”可泛指土地之所出。正如《管子·宙合》说：“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瀷而不尽，薄承瀷而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所以“地利”也可以称为“地财”、“地材”、“地生”或“地用”。与“地利”密切相关的还有“地宜”或“土宜”的概念。《左传》成公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视也）土之宜而布其利。”讲“土宜”正是为了尽“地利”，因为只有用其宜，才能得其利。而“地宜”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的。
在“三才”理论最流行的表述中，与“天时”“地利”并列的是“人力”或“人和”。 “力”字在甲骨文中作“”，是原始农具之耒形。大概因为用耒耕作要用力，所以引申为气力的力。可见“力”的起源很早，并且自始就是与农业有关的。这在早期文献中也有反映。如《尚书·盘庚》：“若服田力穑，亦乃有秋。”《多方》：“力畋尔田。”《左传》襄公十三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国语·晋语》：“庶人（主要是农民）食力。”这里的“力”是指劳动力。在古代农业中，劳动力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们很早就直观地感觉到了这一点。《管子·八观》：“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把其间关系说得很清楚。农业生产固然离不开人的劳动能力，但它不是由孤立的个人进行的，而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要使分散的“力”变成强大的“合力”，就必须协调各个单个人的关系，使群体和谐一致。因此，又有“人和”概念的产生。[10] “人和”正是为了发挥和加强“人力”，两者是一致的。[11]
由此可见，就其原始意义而言，天时、地利、人力（或人和）是地地道道的农业思想，农业语言。这表明，“三才”理论确实是在长期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
“三才”理论把天地人作为宇宙间并列的三大要素，又把它们联结为一个整体，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代表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而这种“三才”理论及其反映的自然观的特点，在中国传统农学中获得典型的表现。
由于“天”的多义性，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论虽然包含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在内，但并不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天人合一”不能等同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但“三才”理论中，与生养万物的载体——“地”[12] 相对的“天”，则确定无疑是自然之天，而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或某种理念。“天”和“地”既分别指大自然中的天体和大地，又共同构成万物存在和活动的宇宙空间。《荀子·儒效》：“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管子·形势解》：“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所以古书中往往“天地”“万物”并提，单言“天地”，也包括了天地之间的万物，相当于或近似于现在所说的自然界。所以，“三才”中的天地人，最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表述，见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在这里，“稼”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或为人们培育和利用的一切生物，这是农业生产的对象。“人”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天”和“地”则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13] 故上述引文是对农业生产中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概括；它把农作物的生长看作是在天、地、人共同作用下完成的过程；把农业生产看作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作为自然再生产，农业生物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再生产，农业生物又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农业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就是农业的本质。《吕氏春秋·审时》的上述概括是接触到了农业的这一本质的。
“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普遍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例如，按照“三才”理论，农业生产的第一要求是“顺时”、“趋时”、“不违农时”，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要与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节律保持一致。人们对天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天象、气象、物候、节气等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体系，尤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制定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已经考虑和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从《夏小正》到《礼记·月令》，都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把天上的日月星辰的运行和气象变化，地上的草木鸟兽的动态和人间的生产生活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为一个整体。中国传统土壤学的显著特点，是从整个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土壤及其变化，把土壤看成是与天上的“阴阳”变幻、地上的草木荣枯相互联系的活的机体。“土宜论”和“土脉论”正是这种土壤学理论的精粹。中国传统生物学这一特点也至为明显：它把生物体视为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整体，注意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抑此促彼的观察与利用；它把生物群落视为由同类或不同类的生物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注意它们之间的群体结构、彼此关系和物质循环，并运用于农业生产中；它把生物与其周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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