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环境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注意生物与气候、土壤的关系，后者导致生物学与土壤学的交融，以至形成极有特色的风土论和生态地植物学。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是之谓能参。”最能反映“三才”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天地人的统一体里，人和自然是相互协调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的。进一步说，天地万物都是和谐统一的，“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这里的所谓“养”已包含了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互养共生的意义在内。人们要注意不去打断天地万物互养共生的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去辅助它和促进它，并有节制地加以利用，以期达到和谐发展、永续利用的目的。[14] 

“三才”理论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一方面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集中表现在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古人认识到，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故《管子·八观》说；“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用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中国传统农业讲求精耕细作，就是重视农业生产中人的作用的集中反映。所谓“精耕细作”，本质上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的有利方面，克服其不利方面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中国传统农学的“三才”理论所包含的动态观，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为人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展开了的广阔空间。土壤环境的改造，优良品种的选育，都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关。即使人们无法左右的“天时”，人们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人们可以利用自然界特殊的地形小气候、进而按照人类的需要造成某种人工小气候（如“温室”等），从而部分地突破自然界的季节限制和地域限制，生产出各种“侔天地之造化”的“非时之物”来。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它把上述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人既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又是天地人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既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三才”理论中“人”的这种定位，使它区别于诸如老庄式的“天人合一”。老庄十分重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却完全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为者败之”（《老子》第29章）。[15] 这种理论虽然包含深刻的智慧和珍贵的思想遗产，但也有其片面性和消极的成分。“三才”理论虽然也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但不否定人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要旨是在“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相参”或“天人和协”。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比老庄式的“天人合一”更为全面和积极。

“三才”理论中“人”的这种定位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主客对立”和“征服自然”的思想。在这里，需要谈一谈中国历史上“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天论》有“制天命而用之”的话。《说文》训“制”为“裁”。根据《天论》整篇的思想观点看，我认为，这里的“制”可闲视之作“裁量”、“裁度”解。“制天命而用之”是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它和《易·泰·象传》“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基本上是同一意义，不能同西方近代哲学的“征服自然”等同起来。从现存的资料看，首次提到人可“胜天”的是《黄帝四书》中的“人强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经法·国次》）。这里的“当”指“天当”，即天道之“当”。这是说：当人力胜过自然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越自然规律所容许的界限，当自然胜过人力的时候，就要顺应自然。所以这里的“胜天”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和限度的，是“循天”和“胜天”的统一。它是后来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论的滥觞。明代吕坤提出“人定真足胜天”，他举出的例子是“夫冬气闭藏，不能生物，而老圃能开冬花，结春实；物性愚蠢，不解人事，而鸟师能使雀奕棋，蛙教书”（《呻吟语》）。这些人类发挥其聪明才智改造自然的成果，看似违反自然的常态，实际上仍然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把“循天”和“胜天”之间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明代马一龙《农书》：“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踰力者，劳而无功。”这段话说明，人力是可以胜天（自然）的，但这是以认识天时地利的规律为前提，并要按照这规律办事，趋利避害，才能达到目的。同时也指出：农业生产不能光靠力气，必须依靠知识，依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很深刻的，是“三才”理论的的新发展。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他说：
中国思想家基本上不相信有一个专一管理宇宙的神，而宁可从非人力（天）方面进行思索。非人力实际上意味着“天”或许多“天”，然而这里最好译成“宇宙的秩序”。与此相似，道（或天道）是“自然的秩序”。因此在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中，人并不被看成是造物主为其享用而准备的宇宙的主人。从早期起，就有一种自然阶梯的观念，在这个阶梯中，人被看成是生命的最高形式，但从未给他们对其余的“创造物”为所欲为的任何特权。宇宙并非专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人在宇宙中的作用是“帮助天和地的转变与养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人与天、地形成三位一体（人、天、地）。对人来说，他不应探究天的方式或与天竞争，而是要在符合其基本必然规律时，与它保持一致。这就象有三个各有自己组织的层次，如那著名的叙述“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关键的字眼始终是“和谐”。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16] 

李约瑟所表述的中国的有机统一自然观，在中国传统农学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作为这种有机统一自然观的集中体现的“三才”理论，是在农业生产中孕育出来的。 （四）
“三才”理论是在农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

“三才”理论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中国传统农书都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方面的有关论述已经很多，无需再费笔墨。其实，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论述农业生产时，都是以“三才”理论为出发点的，现略举数例予以说明。《管子·形势解》说：“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这是说，明智的统治者的施政，要以与民生攸关的农业为基础，以与农业攸关的“三才”为指导。《管子·小问》：“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尹注谓“勤力于地利，其所动作，必合于时”。这正是对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恰当表述，而被认为是富国之途。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中期作品《黄帝四书》说：“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这种对农业生产中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概括，比《管子·小问》又进了一步。因此，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就要“知地宜，须时而动，节民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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