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财生”（《经法·君正》）；反过来，“动静不时，种树失地之宜”[则天]地之道失”（《经法·论》）。由此出发，“三才”被尊为治国的“前道”（《十大经·前道》）[17] 。

“三才”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它又被推广到农业以外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同时又程度不同地保留了它脱胎于农业领域的痕迹。

例如，它被运用来指导手工业生产。成书于春秋晚年的《考工记·总叙》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工。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桔踰淮而北为枳，鸜鹆不踰济，貉踰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天时”、“地气”是在农业实践中形成的概念，《总叙》借用它并结合手工业的特点作了拓展的解释，但根本意义没有改变。如以“桔踰淮而北为枳”说明“地气”不同，实际上指各地土壤气候条件的差异，成为中国古代“风土论”的滥觞。古代手工业所用的材料，或是天然产品，或是农业产品，其良苦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时”“地气”。而“工巧”则是手工业生产中人的因素。故《考工记·总叙》所说的仍然是“天地人”在手工业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时”又是商业活动的指导性观念之一。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地主制之取代封建领主制，农民在封建领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加强了经营的独立性，与市场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的过程，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份低价收购粮食，在歉收年份或春耕和青黄不接之时高价出售粮食，从而牟利。而农业收成与“天时”（包括气候的季节变化和丰歉的年度变化）关系密切，于是又从农业生产的“天时”观念中衍生出商业活动中“时”的观念来。古书中对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商贾“趋时”、“观时”、“逐时”、“守时”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春秋末年仕越的计倪，提出“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的论断，认为“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凡举百事”者为“人”，这就是说，要以“三才”理论作为包括商业在内的一切活动的指针。他根据“太阴”（木星）运行周期中在天穹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年成的水旱丰歉，并进而进行商业预测，作为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所谓“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他把这套理论运用于国家对粮食流通的管理，创造了著名的“平籴齐物”法（《史记·货殖列传》）。这种“时”，可以理解为商业时机，而它与农业生产中的“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才”理论推广到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领域时，同样可以发现其脱胎于农业的痕迹。兹略举数例以明之。“三才”理论运用于军事上，可以范蠡的言论为例。《国语·越语》载范蠡分析伐吴时机，提出“夫人事必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的论点。他谈“天地”，强调其生养万物的功能，并未与农业脱离关系。他讲“地兆未动，不先动众”（《越绝书·吴內传第四》），原意是“非暮春中夏之时，不可以种五谷、兴土利”，这和后来《氾胜之书》讲耕播时机的选择一脉相通。但又由此推衍出“国家不见死亡之失（按，指水旱饥馑之类），不可伐也”的结论。这大概反映了“三才”理论从农业领域推广到军事领域的早期情况。后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成为言兵者脍炙人口的名言，用的完全是从农业中引发出来的语言，而其实际内容已有较大差别。又如人们用“三才”阐释作为行为规范的“礼”，“礼”被称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礼记·礼运》指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左传》成公十六年申叔时则说“礼以顺时”，“时顺而物成”；在顺时、成物、厚生的意义上使用“礼”这个概念。可见，“礼”虽然推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底蕴仍与农业有关。

“三才”理论对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各个学派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渗透到各个学派的学说之中。

儒家大师荀子的天人观基本上是以“三才”理论为基础的，他的“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相参”，正是“三才”理论的主旨。儒家的另一大师孟子在他的“尽心知天”、“天人相通”的天人观之外，也谈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也有不少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论述，其基础正是“三才”理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与《吕氏春秋·审时》的说法很相似。但这种“三才”说经过了他的改造，被放到他“天人感应”学说的框架中。所以接着他又说：“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周初年人格神的“天”的观念继承下来的，但由于受到“三才”理论的影响，内容和形式比之西周的“天人合一”都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董仲舒那里，“天帝”已经具有自然的外貌，而且也承认作为“十端”之一的“人”，“ 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最为天下贵”（《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总之，儒家各派受“三才”理论的影响是很深的，以致扬雄说“通天地人之谓儒”。

我们从《老子》“域中有四大”的论述中，曾经窥见“三才”的影子，但他的“自然无为”论，使作为“域中四大”之一的“人”黯然失色。所以老庄学说和“三才”理论在如何对待“人”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显现出重大的差别。不过，道家在其后的发展中吸收了“三才”理论的成分，从而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形态。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黄老之学就是经过改造了的道家学说。例如前面引述过的《黄帝四经》属于这一学派，其中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精彩论述，把“三才”作为“王天下之道”或治国的“前道”[18] 。所以，它在论述天人关系时提出，既不能“逆天”，又要重视“人”的作用：“逆则失天，暴则失人”，“失天则几（饥），失人则疾”（《经法·四度》）。《淮南子》的思想基本上属于道家，但也揉杂了各种思想成分，包括“三才”理论。所以《淮南子》虽然是主张“无为”的，但在农业生产上，却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19] 道教不同于道家，但也有某种渊源关系，道教尊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为经典。在东汉时代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三才”理论的影响。《太平经》把“天地人”称作“三统”，认为它们是“相须而立，相形而成”的。“三统论”强调“阴阳相与合”的“中和”的作用，又认为“中和”是由人来主持和掌握的。可以说深得“三才”论的精髓。[20]

法家大师韩非的“天人关系”论，人们注意到他接受了老庄“道”的观念和“因自然”的思想，而往往忽视“三才”理论对他的影响。其实，《韩非子》中有不少关于“三才”理论的精彩论述。《韩非子·八经》提出了“四徵”（“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除了“天、地、人”外，还注意到“物”的因素。《韩非子·难二》分析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

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顺四时之适，无早晚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