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其许多理论模式都是为了证明非西方社会的变化只不过是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适”模式的重复。把西方经验不加检验地普遍化，将源于西方的理论、方法不加限制地套用，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26] 

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能以欧洲为标准进行比较，而是应该扩大这种比较，特别应当以中国为标准来评价欧洲，通过多层面的考察，形成多元化的认识。王国斌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就应当将欧洲经验“作为历史过程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模式”。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都只是“回应”西方的单元论。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与原本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从而丰富历史内涵。多元论构成比较史学的出发点。

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际修正基于西方的理论，是加州学派考察的重点。近代国际主流学术由西方主导，基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没有重要建树，这是与中国经济的衰落相伴随的。但按照李中清、麦迪逊、弗兰克各自的统计与观点，从人口数量而言，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强；从经济规模来看，1700-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额从23.1%上升到32.4%；[27] 1800年以前，中国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竞争力。而且中国并非是孤立发展的，它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尤其是与东亚经济的整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果忽视中国经验，任何学术理论可能是不完整的，也是偏颇的。既然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那么就应该做出与之相称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世界社会经济史的发展道路，并以此检验和修正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此方面，加州学派与新儒家学派具有某种承继性，如果说杜维明、余英时等从文化的角度阐明儒家思想不是资本主义的障碍，从而修正了韦伯的观点[28] ；那么加州学派则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通过中国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完善国际学术理论。

李中清、王丰的人口社会学研究成果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直接和突出。他们以醒目的标题与鲜明的创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经典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了最直接与富有成果的挑战，建构了基于中国经验的替代理论。马尔萨斯及其后继者从基于西方人口与社会的概念、范畴来观察和理解其他社会，认为中国和其他非西方世界历史上的人口呈无节制增长，人口升降是一种被动的过程，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化，唯有西欧形成了人口控制机制。正如Adrian C.Hayes所言，马尔萨斯的观点建基于英国近代早期，他对中国的观察只是依赖于旅行家描述和其他零星信息，不了解更无法解释中国经验。[29] 李中清、王丰的实证分析则表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形成了一种与西欧不同的历史人口体系中的自动内平衡机制，从而明清时期避免了粮食短缺、生活贫困与生存环境的恶化。

强调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范围中进行研究，从而大大凸显了中国的重要性和特点，丰富了理论源头与学术内容。当然，加州学派并不采取“中国中心主义”，也并非要建立一个新学术体系与现代主流学术体系分庭抗礼，而是充分利用其合理和科学的部分，改进其不合理之处。

3、方法论突破之一：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多元论出发，加州学派在认识论上摒弃1950年代以来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以往都试图借助于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那将是十分动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30] 在此指导下，加州学派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方法创新。概括而言，由于普适性的标准往往以单元论之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唯一性为前提，因此加州学派重视或然性推论，对偶然事件及其影响加以考察。与此相关，通常的回溯性分析方法使人们局限于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与结果，因而加州学派辅之以前瞻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历史演进的多样性。为了克服欧洲标准的先验性制约，加州学派采取欧洲与非欧洲经验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以强化彼此验证之效。比较研究方法的诸多创新，虽然有人会说尚不完善，甚至难免稚嫩，抑或不无偏颇，但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与手段，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其贡献是引人注目的。

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相结合。回溯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即从今天的情况折回头去看某件事的过去，从而证明实际经历就是该事件的必然前景。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则从历史上某一时点出发，探讨该现象可能的前景。回溯性分析，由于结果已经确知，常常可能陷入宿命论和目的论；前瞻性分析则在一组特定情况下，设计各种变化的可能性，观察各变量的作用与变化。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指出:“假如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将完全无法预见到近代工业化，欧洲如此，江南更不待言。18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道路相似，不仅动力相同，而且归宿也可能相同。这种前瞻性分析显示，亚当·斯密时代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演变为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李伯重新著[31] 运用前瞻性分析方法，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可能前景，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考察相结合。人类社会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过程，各种偶发事件和意外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方式形成。已经发生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的或应当发生的，甚至并非是必然的。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历史时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王国斌的这种方法论思考，正是加州学派的创新。王氏、李伯重、彭氏的考察，从人类发展道路言之，英国模式并不具有必然性，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既然如此，以英国模式来衡量江南或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就会误入歧途。

互为主体的比较与检验。一方面用欧洲经验来评价中国历史，另一方面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的比较，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这一比较研究方法，由王国斌加以总结提升，吴承明称之为双轨制的研究方法，并指出这种方法很朴实，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李伯重、彭慕兰对江南模式与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就是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取得了具有创见的突破性成果。

以往史家，通常以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因而只注重差异，忽视二者基本的共同性。例如奇波拉（1976：276）指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弗47），弗兰克提出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和体制上的差异是一种神话，但没有具体论述，彭慕兰等的成果验证了其大胆假设，因此弗兰克对此书尤为欣赏，毫不掩饰其推崇之情，为之热烈欢呼。[32] 

东西方差异并非不存在，但如果不能找出共同性，就无从确定哪些差异更值得注意。因此，加州学派在比较研究中注重寻找共同的基点。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没有巨大的差别，都是基于斯密动力的经济成长模式。王国斌曾谈到，回到16-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差别不是不存在但没有19世纪那么大。如果站在19世纪来看，那么又应该注意到，虽然此时两者有了明显的差别，但不能据此影响我们对早期的认识。16-18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经济水平和结构很相似，但政治体制则有很大不同，王氏认为不宜将二者的不同说成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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